○韩立平/文
《曾国藩家书》于民国年间颇为流行，故而旧书肆上多能睹其踪影，价格亦略较他书而薄。书中多谈及“日课”读书法，一时传为美谈：
看书不必求多，亦不必求记，但每日有常，自有进境。
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馀偶谭》，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诸弟每日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须带在身边。
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有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曾国藩家书》卷四
“日课”读书法，规定每日阅读量，不拖欠，亦不超额，贵在铢积寸累、持之以恒，日久而自然见效。
考“日课”读书法，实流行于宋代。虽然在宋代以前，已出现类似说法和相关事迹，如《论语·子张》：“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顾炎武《日知录》书名本此）；《梁书·袁峻传》：“（峻）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纸数不登，则部休息”。但“日课”读书法真正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上至帝王名公，下至文人学者，津津称道，积极践履，却是到宋代才开始的。
宋代是一个真正读书的时代。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自觉语言无味，对镜亦面目可憎。”米元章说：“一日不读书，便觉思涩。”宋代贵族势力基本瓦解，庶族知识分子凭借自身勤苦好学，通过科举考试走上政治舞台，名公巨卿如赵普、寇准、范仲淹、王安石等，皆为寒素子弟或低级官员的后代。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到了宋代，门第没有了，都是一辈读书人自己立志要改好这时代。”（《中国史学名著》P269）
“日课”法的流行，不得不归功于宋太宗。天子身体力行，流风所及，文人圈自然景从响应。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下载：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太平）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曰《太平御览》。
赵光义读书有恒，一天读三卷，一年三百六十多天，可读尽一千卷。同样的故事，在宋代正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更详细的记载，生动地表现了赵光义的性格：
（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庚辰，诏史馆所修《太平总类》自今日进三卷，朕当亲览。宋琪等言：“穷岁短晷，日阅三卷，恐圣躬疲倦。”上曰：“朕性喜读书，开卷有益，不为劳也。此书千卷，朕欲一年读遍，因思学者，读万卷书，亦不为劳耳。”寻改《总类》名曰《御览》。
赵光义是不是真的“性喜读书”暂且不论，但后世读者应能从中感受到宋太宗在文人官僚前的“不服输”。当他把《太平总类》改名为《太平御览》时，内心一定是极为自信的，“学者”们“读书破万卷”似乎也没啥了不起嘛。
东莱先生吕祖谦说：“为学之本，莫先读书；读书之法，须令日有课程。”（《学规类编》）南宋学者倪思说：“观书一卷则有一卷之益，观书一日则有一日之益。”（《读书十六观》）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郑耕老（1108-1172）还对“日课”读书法作了详细设定，根据“九经”字数安排日课之量：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今取《六经》及《论语》、《孟子》、《孝经》，以字计之，《毛诗》三万九千二百二十四字，《尚书》二万五千七百字，《周礼》四万五千八百六字，《礼记》九万九千二十字，《周易》二万四千二百七字，《春秋左氏传》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论语》一万二千七百字，《孟子》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孝经》一千九百三字。大小九经合四十八万九十字。且以中材为率，若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或以天资稍钝，中材之半，日诵一百五十字，亦止九年可毕。苟能熟读而温习之，使入耳着心，久不忘失，全在日积之功耳。里谚曰：“积丝成寸，积寸成尺。寸尺不已，遂成为匹。”此语虽小，可以喻大。后生其勉之！
孟云飞书法 执着
此则《读书说》见于《宋元学案·庐陵学案》，一说为欧阳修所作。
北宋诗人苏舜钦，有一“变相”日课法，即不规定每日读书的卷数，只规定读书时喝酒的量：“苏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读书以一斗为率”（陈继儒《读书十六观》）。王孝伯尝言：“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苏舜钦则将名士风范与勤奋读书完美结合了。
“日课”读书法的关键在于：第一，有恒；第二，不可贪多。
南宋学者朱熹对“日课”法论述甚详，他一方面强调读书要有恒，“约有课程而谨守之”，“读书只且立下一个简易可常底程课，日日依此，积累功夫”；另一方面又指出读书不宜贪多，于此数致意焉：“读书，小作课程，大施功力”，“书宜少看，要极熟”，“读书不可贪多，常使自家力量有馀”，“学者贪做功夫，便看得义理不精”，“若奔程趁限，一向攒了，则虽看如不看也”。朱熹在写给宋光宗的奏疏中，也规劝皇帝读书避免“怠忽间断而无所成”与“贪多而务广”，要能“从容涵咏”、“深信自得”、“常久不厌”（《上皇帝疏》）。
南宋人陈善在《扪虱新话》里也道出了“不宜贪多”的原委：
读书惟在牢记，则日见进益。陈晋之一日只读一百二十字，后遂无书不读，所谓日计不足，岁记有馀也。今人谁不读书？日将诵数千言，初若可喜，然旋读旋忘，一岁未尝得百二十字，况一日乎？
宋人不仅对“日课”作了详细的设置，而且根据不同生活情境安排相适宜的阅读内容。王应麟《困学纪闻》与欧阳修《归田录》分别记载：
（邵）康节先生劝学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
钱思公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
宋人“日课”读书法对后世影响深远。清人陆世仪诠释孟子的“勿助勿忘”即读书不要火力断续，也不要火力太猛（《思辨录》）。陆陇其说：“欲速是读书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绵密不间断，不在速也。”（《示大儿定征》）汪惟宪说：“间断之害，甚于不学，一曝十寒，人生几何？”（《寒灯絮语》）梁章钜说：“读书不务多，但严立课程。”（《退庵随笔》）清代学者赵翼写成《二十二史劄记》就是通过读书“日课，有所得辄劄记别纸，积久遂多。”（《小引》）
近代学者冯煦《答饴澍问学书》云：“古人读书，或分年，分四时，分月分日，今所学既众，则当分时。”现代学校制度其实也是一种“日课”制，但它是强制性的。学生每日自发的课外阅读，若适当地实行“日课”制，则更能锻炼自己的毅力，逐渐养成勤勉而规律的生活方式。
无锡国专掌门人唐文治主张日课制定不宜太繁重，以免产生厌学情绪：
譬诸一人每日能读二十页，只须每日读十五页，毫无间断……倘使一人每日能读三十页，而强读四十页，至三五日后，厌倦渐生，再数日则弃之而不读矣。（《人格学生格》）
现代史学家吕思勉曾提倡以此法读《资治通鉴》。其所著《中国史籍读法》云：
《资治通鉴》，此书凡二百九十四卷，日读一卷，不及一年可毕。读时必须连《注》及《考异》读。
史学家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中说，他花费7年写成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而此书的基础材料则为《明实录》，总共133册，黄仁宇在教书之余每周读一册，两年半读毕。
于右任提倡标准草书，他只要求我们每天学会一个草字，二三年下来就可以执笔作书了。
20世纪80年代初，胡耀邦同志曾要求中青年干部至少阅读两亿字的书。两亿字看似甚多，但用“日课”读书法，则可轻松完成任务。如果一个人一生有50年的读书时间，则每年要读400万字，每周要读10万字，每天要读1.5万字字。实际上就是，每天读一份报纸（约2万字），每周看一本书（约10万字）。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日课”读书法的实质精神，其实不在于增强学习的效率，而在于培养人的毅力，使生活健康规律，使人生积极乐观。
（转自《博览群书》 2012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