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条群星8月榜#继续跟着我（郭磊）的老哥战友张传禄连载周念念的新书[谢谢][玫瑰][作揖]
《不能带走的记忆》（选载9）
文/周念念
作者导读：我是周纯全和郑竖岩夫妇最小的儿子，行四，1951 年 9 月生。我有一个女儿，女儿和女婿育有三个子女（两个男孩，一个女孩）。对于我的父母，过去很少跟晚辈提及，一方面是因为较详尽讲述他们的身世经历是十分困难的，只能描摹个别具体事情，让他们大致了解先人，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打扰属于他们的生活方式，怕分散孩子们工作学习的精力。近期爆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预示着下几代人不会永远生活在一个无障碍的世界上，我无法揣测未来，也没有必要播撒焦虑的种子，回顾父母走过坎坷的路程，让后辈有所启迪也算是留给他们的礼物。愿我留下的回忆能使他们在无涯中有所探寻，在纷乱中找对方向，在陌生中获得经验，长本领避风险，既使有一天生活的浪潮把他们抛到从未到过的海岸，他们也能抖掉身上的沙粒，走上岸去。
人格操守与革命精神
父亲自投身革命斗争之后始终正气凛然，人格独立，没有任何趋炎附势、献媚取巧之举，在党内当有的人势头上升，盛气凌人，甚至自诩“天子门生”的时候，父亲曾不屑地说，到了解放战争后期还打败仗。当这些人遭到贬斥、千夫所指的时候，父亲没有参与到激烈的揭发批判斗争中，他对党内政治斗争的倾向性问题、党内政治生活的弊端已有察觉，早有看法。
父亲来自工农，深切地理解工农基本群众的情感，知道人民的诉求，他语言简洁，道理深刻，没有丝毫的小情小趣，他对旧世界和新世界的不同、旧军队和红军的区别有清醒的认识，时时警惕旧军队习气对红军的侵蚀和影响，在鄂豫皖时期他对从旧川军过来的红军高级指挥员的某些生活作风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以后他也抵制过其他红军部队从旧军队过来的红军指挥员搞人前一套、人后一套的虚假作风。父亲严于律己，要求部队做到的自己必须率先垂范，一贯坚持，有的老同志讲，周纯全的战前动员很鼓舞士气，打大仗、打恶仗他也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
父亲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关爱同志、关爱战士的事例不计其数，杨彬（原六十四军坦克师师长，其父杨中行是原沈阳军区政治部顾问）告诉我，他父亲在长征中负了伤，部队决定伤病员都要离队，杨中行和几个伤员都痛哭，父亲知道后让出自己的马匹，命令销毁一批枪械，腾出牲口驮伤员，父亲说：人重要。改革开放后刘瑞龙也住在３０１医院，他每天下午都要到父亲的病房坐上个把小时，他跟母亲说，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跟纯全有很大关系。
还有一位中将的儿子跟我说，XXX 就是典韦（三国时曹操手下的第一勇将）式的人物，我说不对，共产党的上将都有过人的智慧。父亲虽谈不上眼力高强，但视野独到，观察敏锐，处理棘手的问题看似平淡，感觉堂奥，好像能讲清楚，又难以名状，父亲归结为我们党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反国焘路线斗争的结果让父亲对党内人事格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个感觉没有驱使他见风使舵，他也不会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但当面对几难相交的问题时，他顾全大局，竭力化解矛盾，维护党的团结，前面我提到的“她跟他比跟你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还有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不脱离实际，符合党当时的状况。十数年前读过卓琳（邓小平夫人）的回忆文章，好像卓琳提到在陕公时曾找过父亲，问她的姐姐为什么没有入党，父亲说有的条件还不够，一个多月后卓琳的姐姐就解决了组织问题。
细心的读史人会联想，会提出疑问（邓小平是解决四方面军问题三人小组组长），也许会用圣人般的标准去评判，但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跟着党走过来了，父亲身处一个特殊的时期，又掌控过一支队伍，风险失败随时可现，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在革命的征途上继续前行，这或许是父亲说的“我们党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现代版解读注释吧。
在充满艰辛、充满多种变数的革命斗争征程中，父亲除了具备敢于斗争、奋不顾身的精神，还具备正视问题、善于思考、在实践中探索办法的智慧，在四川师范大学川陕苏区研究中心和四川省巴中市川陕苏区纪念馆共同编撰的《周纯全与川陕苏区》和《刘瑞龙与川陕苏区》两本书中登载了父亲在川陕苏区第六次（？）党代会上所作的关于在川陕苏区推行股份制商业的讲话以及刘瑞龙对这篇报告在当时发挥重要作用的评述，应该说父亲和他在川陕省委一起工作的战友们是党内最先提倡和努力推行股份制的先驱人物，这个创举既是应对国民党对川陕苏区实行经济封锁的有效之策，也是山沟里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实践。
据谢兴华（川陕时期任南部县县委书记）讲，这个创举起源于一个波折，有一次父亲和四方面军少共国际师的小战士踢足球，少共小战士反映巴中杂货店的老板心黑，卖的糖价格比其它地方的价格高不少，父亲听了很气愤，说贵了你们就去抢，这一句话不得了，少共国际的小战士砸了巴中不少店铺，事情很快传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盛怒，把父亲找来大骂胡来，当然他也跟父亲讲，现阶段革命的任务不是消灭一切剥削现象，不要把杂货店的老板当作革命的对象。由于外敌封锁，川陕苏区的商业和手工业萎缩得很厉害，红军的供给也愈加困难，不少连队一周只配给二两盐，有的连队到大山上采硝石浸盐。
父亲是一个肯于学习、敢于面对问题又积极找解决办法的人，他和刘瑞龙等同志找来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著作学习（刘瑞龙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前就读过马列的原著。父亲以后在长征中遇到从未接触过的社会问题时也会学习列宁的著作，如在担任西北联邦政府主席期间，他就和邵式平等人学习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以西北联邦政府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民族和解的通告，较好地处理了红军与藏民之间的民族关系。
五十多年后美国著名记者索兹艾伯里在采访长征的书籍中对西北联邦政府实施的民族政策给予很高评价），分析国民党实行经济封锁形成的严峻形势，提出在川陕苏区发展工商业对抗经济封锁的措施，他要求县委书记支持群众创办股份商店，鼓励大家出资凑股子，推选有能力的人当掌柜、执事，年终按出资份额分红，出资者到店铺买商品有折扣；为了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允许有手艺的人以干股形式入股，或者是当合伙人，兴办的手工业合作社工贸结合的，税收优待；为打破贸易封锁，把苏区的银耳、中药材等特产交易到白区，换回食盐等紧缺物资，他还要求县委书记能到白区“跑单帮”，进行秘密的易货贸易，直接采购红军急需的物资商品。
川陕苏区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人口最大的革命根据地（人口八百多万），在实行新的工商业政策后有力支持了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的发展。在战争年代父亲有近一半的年头在地方工作，党政学工商都干过，这在军队高级将领中极为少有，经历了多种复杂的工作环境，见过大斗争场景，加上他本人博闻强记，善于归纳梳理，所以每遇难题他都知道从哪里入手，在哪里寻求突破，夏耘（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跟我讲过一个故事：陈云问东北重工业部的吕东和夏耘，东北的经济总量到底有多少？吕东、夏耘都答不上来，他们找到了父亲，父亲从敌我双方在东北总兵力的保障水平、战争动员能力、城市人口数量及民生水平、农村人口数量和农业总产量以及主要工业、矿业产量等几个方面估算，得出一个大数，吕东、夏耘将这个数据报告给陈云时，陈云说和我估算的基本一样。
张国瑞也讲过一个故事：四野南下时父亲任中南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曾生（琼崖纵队司令员、建国后任广州市市长）任支前委秘书长，曾生带了六个算盘打得好的干部找父亲汇总确定支前的物资，由于部队数量大、军需物资种类繁多，六个同志反复核算，忙碌了半天，到父亲那里碰情况的时候，父亲先开了口，说出了大部分重要物资的数量和供应方式，和曾生等人计算的结果相差无几。父亲说朝鲜战争是除土地革命战争之外最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记，和其他参战的将领不同，他坚持在军礼服上佩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授予的一级自由独立勋章（朝鲜最高规格的勋章，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颁授的），母亲劝他说勋章太重了（铜坯，约三、四斤的份量），增加身体负担，他不说话，别人也没办法摘下来。
父亲是从不对称战争（即敌强我弱的战争）中走出来的高级指挥员，再险恶的环境他都临危不乱，潜心摸索制敌之策，张国瑞说，父亲一到朝鲜发现运输部队驾驶员战场经验不足，来了空袭紧急处置无章法，他立即要求运输部队减少大规模车辆行动，并实行领导带车制度，连一级规模出动由团级干部带队，排一级由营级干部带队，单车出动也要由打过仗的连职干部带车，后勤运输部队战场处置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其后他又推广对抗空袭的队形变阵模式，当遇到美军空袭时，车队前部的车辆加大油门急速向前开，中间的向两边散开，后部的车辆紧急开倒车，拉开车辆间距，打乱原来的行进队形，这个从战场实践中创造的反空袭方法大大减少了汽车运输部队的损失。以后交通运输线上又建立起对空观察哨，当美机来袭时早发现、早通知部队，使反空袭斗争的主动性又进了一步。
郑文卿（原青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文革后调回北京，任中央政法学院副院长）也讲过一个发生在朝鲜的故事：当年中、苏两党最高层商定，苏军在朝鲜的秘密驻军和防区，志愿军部队不靠近、不穿越，但苏军有的驻防地就横亘在交通运输线附近，这是很大的难题，说来也巧，苏军驻朝鲜部队的指挥官在解放战争时期曾驻防在大连，父亲那时任辽南行署主任，到大连洽谈军需和他有较多的工作联系，父亲找到他要求给后勤部队提供通行便利，那位指挥官慷慨地答应了，并且商定志愿军后勤部队通过苏军防区时全体官兵用右手捂住右眼作为标记，后来志愿军其他部队需要穿行苏军防区时也伪装成“周瞎子”的部队，用右手捂住右眼通行。
刘玉堂跟母亲讲，父亲在朝鲜曾有三天三夜不睡觉、一天抽五包烟、一夜吃三厅猪肉罐头（猪油能提神、减少瞌睡）的经历，他昏倒前几天高压都冲到血压计的顶端。
母亲说父亲回国时组织上怕他出意外，是由谷广善（原四野后勤部政委、后任空军后勤部部长，七机部副部长）、何莹（原北京师范学院党委组织部部长兼人事处处长、学生工作处处长）夫妇陪着的，看到父亲病成那副样子她真是不知所措，多亏了敬爱的周总理指示北京医院组织抢救，父亲才转危为安。从朝鲜回来以后父亲戒了烟，不碰肥肉、猪油。斯大林病逝后，他和母亲对高血压、脑溢血的危害更加警惕了，饮食上近乎苦行僧般的清淡。
朝鲜战争还改变了父亲的性格，他上小学和在川陕时期爱踢足球，在四方面军和四野时下象棋是无敌手的，在中南和建国初期他喜欢照相机，拍了一些照片，但这些在革命斗争中培养的乐观生活情趣随着一场战争、一场大病让他的生命判若两人，记得有一次去武汉，陈再道在东湖请他吃饭，那天陈再道兴致很高，让武汉军区的其他领导列队，他喊立正，然后报告：报告周政委，武汉军区……，饭后陈再道又向其他军区领导介绍父亲象棋下得怎么好，提议由黄金龙等五人对垒父亲，父亲笑着说，不下棋了，下棋头就痛。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虽然也充满危险，但父亲身边的工作人员没有人伤亡，朝鲜战争则不同，入朝不久父亲的司机和四个警卫员在一次执行任务中全部牺牲，只有警卫班长许原霖应变快速，躲过一劫。1961年冬季许原霖到高等军事学院进修来看父亲，父母留他吃饭，当年条件差，只备了两个菜：白菜豆腐和肉丝（不到二两肉）炒粉丝，那天父亲表情沉闷，很少说话，许原霖了解父亲的心绪，没有提入朝参战一个字。
二十几年前韩卫平（韩先楚的儿子）送了一本香港出版的美国军事作家撰写的《韩战中的中共将领》（书名大致如此）一书，在关于父亲的专篇中第一句话写道：这是一位被中共历史严重忽略的人物（原文没有核对，大意应该如此）。这个评论有一定的客观性，究其原委可能有多重因素，即历史上的命运，朝鲜战场上的过节，也不排除彭德怀预计主持军队工作对班底的考虑。在一个特定的年代，父亲算是一个思想者，他以独特且长远的眼力研判当时的政策和日后的走向，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在“一句顶一万句”的年代，他的看法是异端，但十年、二十年后国家和社会会向他希望的那样调整或转型，五十年后会出现他盼望的现实。
１９６８年底我通过海淀区的政审和体检从清华附中应征入伍，家里人很高兴，也松了一个气，此前父母商量让我去湖北麻城姑姑家插队，姑姑家所在的生产大队也开了证明信表示欢迎，但我不愿意去湖北插队。对这样一件绝处逢生的好事父亲却很悲伤，他内心蕴藏着巨大的冲突，无人可以理解和接受，最后只能找他最信任的人——厨师梅斌臣说道，因为老师傅也是历经人生沧桑的人，他到厨房跟梅斌臣说，十六、七岁的孩子应该先读书，再当兵、参加工作。
又说，让城市的孩子都到农村去，这个法子搞不长。说完就径直回屋了。从未单独陪过父亲的老师傅把父亲送回房间看他坐在沙发上才回厨房忙活儿。两个人沉重无言的表情我至今难忘。十年后邓小平以极大的魄力果断决定知青返城，开启了中国经济社会变革的崭新篇章；五十年后的今天，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应征入伍的新兵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校大学生，父亲所希望看到的部队构成已经走进现实。（此处删除170字）
父亲是团结的模范，团结之道源于他坚持以同志式的方式建立内部关系，红军时期他和王宏坤搭班子，王宏坤是四方面军很能打仗的战将，在严酷的斗争形势面前，他们两个人的意见也不总是相同，有过激烈的争论，但定下来的事情大家都坚决执行，红四军在军政关系上是顺当的，内部的意志是统一的，战斗力很强。
以后他主持或负责日常工作的单位，如陕北公学、抗大一分校、四野后勤部、总后勤部、武装力量总监察部等单位的班子都很团结，和他共事的有参加过中央层面领导工作的李维汉（陕北公学），有参加秋收起义、上过井冈山的杨至成、杨立三、唐天际，还有黄埔一期的阎揆要、叶挺独立团出来的彭明治，平江暴动的钟赤兵、周玉成资格也不浅，共事的人大多数来自红一方面军，其中有的人搭班子前是军种的主要领导，如钟赤兵、唐天际都曾任国土防空军政委，彭明治是首任驻波兰大使，在四野也是独谋善断的战将，他们和父亲的工作关系都是融洽的，没有听说有过不愉快的事情。
父亲平常在家里话不多，喜欢独自坐在沙发上，有时一两个小时不说一句话，但和他的战友们相处却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１９６５年（？）夏季父亲去大连疗养，有一天下午一辆黑色的吉姆车停在门前，八 • 七疗养院的人顿时议论纷纷，因为大连市就这一辆高级轿车，坐车的人是旅大市委第一书记郭述申，此前郭述申被中央东北局定为“郭傅反党集团”，免去党内职务，即使这样的处境，父亲到了大连还是主动提出要见他，他们单独谈了很久，后来父亲又一直送郭述申上车。晚上父亲紧皱眉头，情绪沉闷，副官王普提醒我们兄弟饭桌上少说话，我们都很小心，王普还担心出意外，联系了疗养院的医生。改革开放后郭述申出任中央纪委副书记，他到医院看父亲，他说，找他的人很多，但他一定要先来看父亲。当年父亲离开红四方面军后是郭述申接替他的职务，任红三十一军政委的。
还有一件事比较有趣，也是在大连，有一天父亲跟旅大警备区司令员邓岳说，他想去钓鱼，邓岳说贺龙副主席也要去钓鱼，你就别去了。父亲一听生气了，说他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父亲和贺龙有过误会，可能是因为张国焘对贺龙的看法造成的，从最近公开的资料看，贺龙对父亲的印象是正面的，在评定１５位大将人选时贺龙对父亲在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中做出的贡献不吝赞扬之词）邓岳只好安排父亲也去，那一天贺龙和父亲在水塘南北对坐，贺龙展示了高超的本领，一会儿钓上来一条，钓上一条就冲父亲摆摆手，父亲半个小时没有收获，一赌气就撤了。
八 • 七疗养院的领导听说了，当天下午就来看父亲，院长是一位少将，好像是四方面军的，副院长们基本上是红军时期入伍的，以后也在东北军区后勤部工作过，父亲和他们都很熟，父亲见到他们兴致很高，他讲钓鱼是个好的疗养方法，建议疗养院组织疗养员搞钓鱼比赛，还说他的鱼竿好，动员大家都买一副，一位张副院长打趣地问：周部长，你的鱼竿多少钱？父亲说，３２０块。张副院长听了哈哈大笑说，周部长，买了鱼竿我家半年不吃饭了。父亲听了也笑起来，战友之间的说笑让父亲心情大好，他把疗养院的领导们一直送到办公楼。回到北京后父亲让王普把那副昂贵的鱼竿放到锅炉房，从此他再也不提要钓鱼了。
人世间总有繁杂的事情想绕绕不开，父亲也是如此，但逢事摊开，父亲不作简单了断，而是公正合理或是均衡适度地提出解决方案，让人心服口服。军内一位很有才干的高级干部战争年代曾在父亲领导下工作，他找父亲批准他离婚，父亲说婚可以离，但孩子你得养，你津贴的三分之一给ＸＸ（指女方）养孩子。父亲和他们双方商量给孩子起了一个有寓意的名字，然后对ＸＸ说，孩子大了，你的晚年一定幸福。父亲的预言似有灵验，这位大兄以后学业出类拔萃，性格开朗，首批公派留学法国，有一次父亲在颐和园散步，茫茫人海中一眼就认出他，惊呆了母亲，说认错人了吧！父亲笑着说，没有错，就是他，他像ＸＸＸ。
父亲去世后ＸＸ跟母亲说，周校长说对了，我晚年是幸福的。在这之前她因病住院，一位国务院领导同志（她们在延安女大是同学）专程探视，问她有什么困难，她一言不发，谈到正在开展的整党和纠正党内不正之风，ＸＸ（她当时任中央组织部巡视员）说，党员领导干部要都像周校长那样就没有不正之风了。在那位副总理走后医院领导不解地问：那么大的领导来看你，你提别人干吗？ＸＸ未予回答。
１９６４年我考入清华附中，这个学校知识界、文化界知名人物的子女比较多，也有一部分干部子弟，这两类学生在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上有些区别，彼此存在隔阂，我交往的同学中有一些来自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家庭，周末回家在饭桌上讲起同学对国内外大事件的看法，父母虽不赞成个别评论，但不阻止我和他们交流。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是中国红卫兵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坚持造反有理，反对校领导和高考制度，父亲知道后只是讲，“造反不是一个坏话，主席讲过”，未深说下去，我也壮了胆，横下一条心，不惧高压打击，不怕当右派学生。
当运动进入“破四旧”和抄家阶段，父母出来给我们设置了底线，那就是不许打人，不许抄家，父亲说，打孩子、抄家最伤人，人家几十年都忘不掉。因此几十年后我可以无愧地说，文化大革命中我的手是干净的，我没有打过任何人，也不需要道歉，既使是在清华大学党委轰声倒台之后，我还是以同学的方式和蒋南翔、刘冰的子女交往，没有端架子，特别是１９６８年春节后刘冰的儿子在北京站送到山西插队的同学，被公安人员认定是“联动”分子，打得头破血流，从人群中夺路逃跑，被我接应到家里，追来的公安看到我家墙高门阔，还有当兵的在门口，不摸底细就没再追捕。
父母和张维（原清华大学副校长，首批学部委员）、陆世嘉夫妇不认识，但人性体恤和生活情谊飘逸传递，陆世嘉早年留学德国，攻读空气动力学，涉及军事工业，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被北京航空学院的造反派扣上大帽子，父亲阅历广泛，情怀包容，加上抗战胜利后接管本溪煤铁公司以及在四野后勤部工作，接触过日本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医生，能理解科学不完全依附政治，科学家的追求和人格也不是完全由政治倾向决定的，因此对造反派对陆世嘉的迫害表示谴责。
１９７３年批林批孔期间父亲起居离不开的轮椅一个轴断了，这可愁坏了全家，此时正在学校五·七工厂被监督劳动的张维知道后悄悄加工了一副轴托人送来，解了父母的大难。那个年代没有酬谢，没有客道，彼此间递送的是沁入内心绵柔永久的人文关怀。每当我回忆那个混沌的年代，免不了悲凉地想念父亲，他虽不能指引我不做傻事，不犯错误，不走弯路，但他赋予了我一个正直的人格、一个坚强的内心、一个善解人意的头脑，使我在社会变化的大潮中拉着我该负重的车辆径直前行。
父亲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一日三餐基本上是十年一贯制，主食和菜式没有变化，基本不吃肉，炒菜的油也很少。他自控能力很强，加上当时供应困难，我从没见过他喝过汽水，吃过冰棒、冰淇淋、糖果、巧克力，甚至连月饼都不碰。父亲极少参加文艺活动，陈沂（原四野后勤部政委、总政文化部部长）、陈其通（川陕时期加入四方面军，后任总政文化部副部长）为他安排过专场的文艺演出和电影放映，他都谢绝了，人多的大型活动他不会参加，锣鼓点声响大的他更不会去。
在我印象中他去过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看过两次演出，一次是建国十周年大庆苏联国家芭蕾舞团访华演出，他和母亲去了，还有一次是文化部主办周信芳从艺三十周年（？）演出，父亲也去了（是陈其通一再说好，送来请柬），他懂不懂京剧我不清楚，但《打渔杀家》的剧情他能讲清楚。父亲喜欢北京，适应了北方的生活，他喜欢去的地方是郊区幽静的香山樱桃沟和卧佛寺。
父亲忠厚为人、坦荡无私对我有很大的鞭策作用，我能力平平，亦无财富加身，尽量体现诚实守信、居卑处俭之本色，以延续父亲的风格。在一次纪念活动中，一位四方面军战将（他还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为稳定上海做过贡献）的儿子找到我，说他父亲和我父亲是堂兄弟（从名字上看像是有关系），言辞恳切，我礼貌地回答，这件事没听父亲讲过，这种关系还真不敢认，引得同桌人愕然。
父亲也有短板，表现在教育方面，他虽有察觉却找不到好方法，我小的时候父亲常常对我们夸奖徐文伯（徐海东之子，曾任文化部副部长）、洪虎（洪学智之子，曾任吉林省省长）有长子的样，学习好（多次获得学校颁发的金质奖章），会办事，对各方面的人都很周到，极力为我们树立榜样，但由于我们开蒙迟缓，天份有限，求学操业时居中下，辜负了父亲的用心。
在学习方面母亲下过功夫，改作业改考卷，请大姨的儿子暑假来北京补习辅导，还请过北京图书馆外国文献组的专家当家教，补习俄语，每小时课酬五元（我在清华附中读书时住校，每月伙食费才十元），考试时仍无多大起色，父亲无奈地说都是笨家伙。有一年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对父亲说，周纯全你的孩子怎么没戴红领巾？第二天父亲气得拿起一根木棍在院子里追着打，后面跟着司机、警卫员跑着喊：首长，别打了。十一学校有一位老师写信给彭德怀，反映我一个哥哥在校情况，彭德怀很客气，没有批示直接转给了父亲，父亲虽不赞成教师以这种方式施教，但还是相信老师反映的情况，严厉批评了我们。
几十年过去了，我对父母愧疚不减，父亲一生挂念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学习好、工作好、生活好、教育好子女，我还算是勤勉之人，也想着这些话，独一人时也曾感叹落泪，自责没有做到传统不失传，代代有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