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中央军委发表《关于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天津市客车厂工宣队进驻我们学校。我预感到厄运即将来临，从此不再去学校了。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的最高指示。我校由工宣队、校革委会、红卫兵组织组成一个动员班子。对我们一群无组织、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家呆着的老三届学生发起了强大的动员。
1969年3月27日，天津市客车厂工宣队LCS叫同学找我去他办公室，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晚几天准备去宝坻县。他说：“不行，那是你老家，与你反动家庭划不清界线。你隐瞒家庭出身，当我们不知道吗？你父亲是‘反动资本家’。”
我说：“您这么说就离谱了，我对阶级成分的划分也懂得一些，我父亲无股本、不拿股息、不是保留工资，只是在协丰公司当过副经理。往高里讲只能是资方代理或高级职员。”
LCS说：“你说了算数吗？我们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你父亲就是‘反动资本家’。”旁边的一位工宣队员ZBQ劝我说：“我们也是为你好，回老家今后对你来说只有麻烦没有好处。”我说：“那我就去黑龙江建设兵团。”LCS说：“更不行，怕你投敌叛国去苏修。你只能服从分配到河北省衡水地区武强县，否则的话就把你父亲拉到学校和你一起批斗，给不想上山下乡的人做个样子。”我说：“你瞧着办，我绝不去武强县”。
当时双方都有点急眼了。在场的工宣队ZBQ和F老师对我说：“你父亲刚离开牛棚可以回家睡觉，不要让他罪加一等吧？这样吧，给你三天时间，除了宝坻县和兵团以外，你自己找地方。三天后找不到地方，必须服从学校安排去武强县。”听他们这么一说，LCS勉强同意，叫我写一篇对家庭的认识，表明与家庭划清界线的态度。在工宣队的监督下我写了一篇。不料到被他们给放入我的档案中，并出具书面文字证明我父亲是“反动资本家”。到八十年代初期全国大平反时，由河北省地质八队组干科CJ从我档案中拿出交给我。
从学校回来我就直接去了渤海大楼，那里集中着天津地区各县知青办住津办事处。到了渤海大楼我忙着打听各县接学生的对口学校情况，听说香河县还差几个名额。28日上午我到河东区中山门三中找到香河知青办Y主任，以早年香宝联县时有亲戚在渠口为由，说动了Y主任和D老师。他们同意我去香河县，并给我开了取档案和户口的介绍信，叫我29号把档案和户口关系交给他们。
下午到学校在ZBQ的帮助下拿到档案，派出所有专人负责办理知青上山下乡的户口转出。29号上午将档案和户口交给Y主任，由D老师给开了购买木箱和秋衣秋裤的证明，叫我明天早上9点带着行李到校集合去香河。
晚上由大姐和父亲用家里的铁皮木箱装入我的衣服、脸盆等用品，被褥打个行李卷。30号上午6点多大姐夫骑三轮车带箱子和行李去中山门三中，我与父亲、大姐则是乘公交车去的。上车前父亲给我10元钱。香河县来接人的车是卡车，没蓬子，天又开始飘小雪花，大姐夫把他穿的黑棉袄脱下给了我。10点多，我告别了父亲和大姐、大姐夫奔向香河县，从此开始了我的插队生涯。
1970年我父亲平反，天津市客车厂给我姐单位发去平反通知，把我忘了。直到1983年底，地质八队把我档案里的不实资料才都删了。1993年底我返津到天津三峰公司，1995年5月应聘到房管组，1999年9月底我任房管科代科长，给LCS4号楼4门一偏一独办好房改售房手续，将一楼独单改成他儿子名下。七号楼分房时将ZBQ名下的独单改成他儿子名下。我对那几位工宣队职工都已原谅，但那时候发生的事情没有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