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尽安

编辑|文知远

经济学家AlvinH.Hansen首先关注到公私混合经济，并在《财政政策和经济周期》上将概述归纳为“混合经济”，指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私有经济与社会化经济共存的经济制度。

一、相关概念界定

（一）混合所有制改革

PaulA.Samuelson对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研究。

他在《经济学》中阐述其主要观点为：

混合经济的典型特征是由国家机构与私人机构共同控制，且二者相较来说，国家机构控制占比更多。

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产权制度的改革。

所有者特征在合资企业的投资者中存在很大差异，且资本组成结构差异与产权问题密切相关，而我国股份制结构的主要特征即为产权问题。

虽然混合所有制的外部表现为产权多元化，但究其本质则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

即通过引入异质性股东，将公司的部分实际控制权进行转移，从而实现产权多样化。

国有企业改革作为中国所有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最需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使公有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在我国特定的经济环境中，混合所有制改革宏观来讲是指公有制为主体下所形成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

微观来讲则是指企业的投资主体拥有的不完全属性，其产权结构应呈国有资本、外资资本及民营资本等相融合的状态。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便是为了解决产权模糊、市场活力低靡、创新意识缺乏等问题。

同时通过实现股权多样化，建立新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推动国有企业发展，增强竞争力。

（二）金融资产配置

企业金融化是经济金融化的产物，而经济金融化即指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行为。

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可以通过衡量企业在金融投资中所投入的资金力度来判断。

依据利润来源定义企业金融化特征，利润应更多的来自金融投资而非生产经营性业务。

则从企业行为及收入结果两方面对金融资产配置进行了类似定义。

表述为企业重心由经营产出活动转至金融投资活动时，企业金融收入占比增加，企业的经营发展更加依赖金融资产利润。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是指企业基于广泛的金融交易和决策目标，选择和分配企业的实际资产。

然而，现有文献中关于如何定义金融资产仍存分歧，因此，衡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方法也有所不同。

对金融资产的定义包括现金、短期投资和对其他企业投资等，以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作为配置水平的衡量依据。

除考虑金融资产占比外，还对金融资产绝对规模进行检验。

则将非金融企业所获利润中来自于金融渠道的获利占比，作为衡量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切入点。

二、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文献综述

（1）国外相关研究

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一概念最早来源于20世纪40年代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历过工业革命发展后，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兴起新的市场经济形式。

凯恩斯等提出“混合经济”，认为政府应适度干预经济，从而推动政府部门与私人部门达成合作。

汉森和萨缪尔森等人也在之后发表了各自观点，他们指出，单一私人经济应被“混合经济”所取代，国家与个人共同参与的混合经济才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国外学者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研究大多通过对比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绩效，分析私有化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影响。

例如通过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的私有化水平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仅仅实现股权结构的私有化并未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

若想使企业治理效果得到显著提升并有效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就必须把国有企业的股权直接交转给异质性股东。

也通过大量对比研究不同区域和国家，得出无论是企业运营能力还是企业治理绩效，国有企业都远落后于私有企业的结论。

（2）国内相关研究

混合所有制改革政策一经提出，就迅速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我国对混合所有制的研究和探讨虽起步较晚，但研究内容更为丰富也更为深入。

现有研究大多集中讨论国企混改的经济后果。

部分学者基于微观企业绩效角度，认为非国有股东参股丰富了国有企业内部的产权多元化，完善了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由于肩负维护社会稳定和服务社会的政治使命，国有企业的最终经营目标并非以营利为目的，政治效应直接导致了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不足。

新的股权制衡机制不仅提高了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还能刺激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缓解企业政策性负担，促进激发国有企业在市场内部的企业竞争力，最终实现整体提升企业绩效的目标。

此外，还有部分学者则从监督管理机制作为切入点。

一直以来，“一股独大”、“委托代理问题”、所有人缺位引致的“内部人控制”等既是我国国有企业最大特征，也是现存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随着非国有资本的逐渐引入，国有企业内部逐步形成监督管理机制。

与国有股东相比，非国有股东在风险偏好、经营理念、利益目标等方面均有所差异。

非国有股东在其逐利天性和更高收益期望的驱动下会有强烈动机。

促使他们监督企业管理层在日常决策中是否具有自利行为，同时还会密切关注企业周围的风险变化。

非国有股东与国有股东间的股权制衡机制有助于缓解“一股独大”带来的系列问题，提升企业治理和风险承担水平。

当然，学术界对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经济后果并非一致叫好，仍有部分学者认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存在一定的消极作用。

国有企业因具有特殊的产权性质和经济地位，政府对国有企业一直进行一定程度扶持。

相比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在例如银行贷款、企业投资战略等方面更易获得资源。

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创新产出的核心因素。

随着国有企业民营化程度加深，尤其当实际控制权由国有性质转至民营性质后，企业虽受政府政治干预减少。

但同时企业也不再获得政府支持，融资约束使得企业获取资金难度加大，直接导致抑制企业创。

由于股权政治关系，与完全“一言堂”的国有企业相比。

在国有股东控股的部分民营化企业中，民营股东出于对自身权益的保护，为降低风险将会更具有掏空动机，最终造成企业价值降低。

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从股权融合度及控制权配置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探讨。

混改后的企业治理不仅受制于股权结构，还受到例如董事会席位、经理层等控制权的影响。

实际控制权才是能否优化企业治理效率、提升企业绩效的关键。

则从资源依赖理论直接分析控制权内涵，基于股东资源和治理结构双视角。

从股权与非财务控制权两方面，分析不同性质股东进行控制权配置对企业混改绩效的不同效应。

更是分别讨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与不同控股治理模式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间的因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