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特约撰稿 荣杰
2022年甫一进入下半场，又一中亚地区大国生乱，此系今年该地区的“第三弹”。7月1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民众因不满修宪而举行大规模示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此前两个月，塔吉克斯坦东部5月14日曾发生街头抗议，有执法人员伤亡。镜头推到哈萨克斯坦，1月份气价上涨引起的骚乱席卷全国，该国随后实施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
而再将景深拉长，视阈放大至整个欧亚地区，2020年10月，吉尔吉斯斯坦“革命又重来”，政权以“街头政治”的激烈方式更迭；当年8月，白俄罗斯的总统大选则引发了该国独立以来最大规模抗议。最终，白、吉、塔、哈四国的动荡都在俄罗斯或隐或现、或直接或间接的介入下平息，此次乌兹别克斯坦则有惊无险。这些国家都地处欧亚，曾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上世纪90年代获得独立后，走上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转轨之路，如今正处在“三十而立”的当口，其局势和趋势值得特别关注和玩味。
起于自治共和国的骚乱
与白、吉、哈三国的全国性动荡不同，乌兹别克斯坦此次骚乱与塔吉克斯坦相仿，均发生在局部。
事情源于6月份启动的修宪。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6月20日在会晤该国宪法委员会委员时，提议通过举行公投的方式对该国宪法进行修订；22日，宪法修正案提交至最高议会立法院审议，24日一读通过并决定公布修正案公开征求意见。
修正案的相关内容涉及乌境内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的法律地位。自7月1日起，该自治共和国一些民众因对宪法修正案中取消共和国地位的内容不满，在该共和国首府努库斯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抗议。事件发生后，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两次前往努库斯稳定局势，并宣布3日起当地进入紧急状态。7月4日，乌议会在全体会议上决定扩大全国范围内对该国宪法修正案的讨论，并决定保持自治共和国地位的主要法律条款不变。
得益于塔什干的快速反应和在修宪条款上的让步，骚乱被快速平息，但还是造成了不小伤亡。据乌官方消息，在骚乱中共有18人丧生，243人受伤。另共有516人被拘捕，目前很多人已被释放。
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是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唯一的共和国。乌共有14个行政区划单位，除该自治共和国外，还包括1个直辖市（首都塔什干）、12个州。无论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还是该共和国的主体民族卡拉卡尔帕克人，其渊源和流变都十分复杂。
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历史上曾属花剌子模辖地，境内现居住有卡拉卡尔帕克人、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土库曼人等。其中卡拉卡尔帕克人约占32.8%，乌兹别克人约占32.1%，哈萨克人约占24.6%。
捋清卡拉卡尔帕克人的历史是件复杂的工作，但现在可以确定其在语言和习俗上都与哈萨克人属于近亲。卡拉卡尔帕克语与哈萨克语、诺盖语同属突厥语族钦察-诺盖语组。十五至十六世纪，一部分卡拉卡尔帕克人甚至加入了哈萨克人的小玉兹（部落），与哈萨克人“不分彼此”。因此，苏联时期，1924年至1930年间，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是属于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注：1925年前称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管辖的一个自治州；1930后则归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管辖；1932年3月20日获得自治共和国的地位，全称“卡拉卡尔帕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1936年12月5日，乌兹别克斯坦说服莫斯科把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划入其版图，结下“乌卡姻缘”。1990年12月14日，卡拉卡尔帕克宣布独立。在过了两年“独来独往”的日子后，1993年1月9日，其与乌兹别克斯坦签署了加入后者的国家间协定，“再续前缘”正式成为独立后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一部分。
身在乌国，但与哈的“亲戚关系”也一直维持得很好。该共和国目前境内住着逾50万哈萨克人，哈萨克斯坦是海外最大的卡拉卡尔帕克侨民所在地。正是由于该共和国与哈萨克斯坦的历史渊源和现实联系，骚乱发生后，乌总统马上与哈总统托卡耶夫通话沟通，并取得了后者支持。关于乌哈两国总统7月4日的会谈，哈总统办公室后来表示，托卡耶夫欢迎塔什干为确保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稳定而采取的措施。
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是乌境内面积最大的行政单位，约占全乌面积的40%，但人口较少，2022年初的数据显示，约有199万人，主要说卡拉卡尔帕克语和乌兹别克语。由于地域上几乎占到了全乌的半壁江山，且位于边疆地带，族群、语言又与乌主体民族并不完全一致，故塔什干对其一直高度关注和重视，不敢掉以轻心。
乌现行宪法中有相当一部分条款专为该共和国而设，涉及其独立地位、立法、与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等，包括21条、69条及70-75条等。71条规定，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拥有自己的宪法，但不得与乌兹别克斯坦宪法相冲突。最重要的是第74条，根据这一条，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在经过全民公投后有权脱离乌兹别克斯坦。引发此次骚乱的正是关于这一条的修改，因为修正案在法理上削弱了该共和国的主权性和独立性，抽调了其高度自治的基础。
修宪的相关内容是此次骚乱的直接诱因。通过梳理该共和国的“主体性”历史，特别是曾有过在苏联尚未解体时就率先独立的重头戏码，可以发现，“独立性”似乎为该共和国所格外看重和追求。这或是该共和国民众对修宪产生激烈应激反应的心理原因。毫无疑问，边疆、种族、语言等因素令塔什干在处理涉及该共和国的相关事务时，会持特别谨慎和稳健的立场。总统两度亲赴一线、快速控制事态以及在修宪问题上让步说明了这一点。要注意的是，在此次骚乱中，边疆、种族、语言并非“燃点”，也没有被激化为“爆点”，这十分值得庆幸，否则问题将更加复杂化。
美国的制裁与侨汇
在全乌14个行政区划中，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经济上垫底，是最穷的行政主体之一。尽管得益于全乌2016年后实行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该共和国2010-2016年间人均月平均总收入增长了2.7倍（全乌增长了2.8倍），但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全乌人均月平均收入高出该共和国1.4倍。以2021年为例，该共和国人均名义总收入约为1139.16万苏姆（约合1045.80美元），全乌倒数第三，仅高于纳曼干州（1132.91万苏姆）、费尔干纳州（1092.98 万苏姆）。
要特别指出的是，侨汇在该共和国居民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该共和国约20%的家庭靠从在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工作的劳工移民寄回的侨汇生活，个别地区甚至更高，如卡拉乌赞斯克区（Караузякский район）这一比例约为20-25%。从全共和国层面看，这些劳工每人每月平均给家里汇寄160美元，从共和国下辖的各区市来看，每人每月平均寄给家庭100-300美元。显然，与在境内工作相比，去境外打工的收入高出许多，因此是该共和国众多年轻人的选择。从人口比例上来看，前往境外打工的劳工移民约占该共和国总人口8%，占劳动年龄人口5-10%。
中亚国家中，乌兹别克斯坦对外输出的劳务移民最多，侨汇收入规模最大。侨汇在乌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约占乌GDP的十分之一。通过2021年与2020年的对比，也可看出侨汇对乌的重要性。2021年，由于疫情松动，人员流动放开，经济也逐渐复苏，乌兹别克斯坦的境外汇款名义增长率为141.3%，这确保了该国人口总收入的名义价值增加了6.0%。
但自新冠疫情反弹特别是今年初俄乌爆发军事冲突以来，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在内的中亚国家出境务工和侨汇汇寄受到了严重影响。根据世界银行预测，吉尔吉斯斯坦2022年侨汇收入将减少40%，乌兹别克斯坦将减少38%，塔吉克斯坦将减少37%。一方面，欧美对俄发动了新一轮严厉的“升级版”制裁，俄罗斯受制裁影响，就业市场萎缩，无法提供过去数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欧美对俄罗斯的金融银行系统进行“封锁”，侨汇无法从俄寄回乌兹别克斯坦。
更糟糕的是，据乌官方数据，现有逾400万乌劳务移民在俄工作，这些过去在境外市场中被消化的劳动力，现在都“滞留”或“返回”乌兹别克斯坦，产生了巨大的就业压力，为乌增添了新的治理难题。在这种情况下，乌失业率上升，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性增加。
而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又是全乌严重依赖侨汇、靠出境打工消化劳动人口的行政主体之一。据乌官方统计，侨汇占人口总收入份额较大的前五个州/共和国为花剌子模州（27.1%）、撒马尔罕州（25.3%）、安集延州(22.2%)、苏尔坎达里亚州(21.6%)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 (20.0%)。而与其他几个州不同的是，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又是全乌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其消化回国劳动力的能力较差。
由于农业专业化水平低下、工业发展水平不足，又缺乏相应的生产和社会基础设施，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社会经济发展潜力不足，其城市化程度低于全乌平均水平。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城市人口比例为51%，该共和国为49.0%，其下辖的部分地区如努库斯区这一比例仅有21.0%，卡拉乌赞斯克区仅为29.9%。
这也与该共和国地广人稀，缺少市场的规模效应有关。2019年1月的统计数据显示，该共和国每平方公里仅有11.2人，系全乌倒数第二，仅高于纳沃伊州的8.8人。要知道全乌平均人口密度为74.1人，而人口密度最大的首都塔什干则是7384.7人。
创业收入、个体收入、私营企业收入占比较低，也从侧面证明了当地市场发育不完善和经济欠发达。该共和国的创业收入占比为41.0%，而全乌为55.2%；自营职业收入占比和小企业收入占比均位于全乌的队尾。
此外，生态环境也是影响当地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该共和国濒临咸海。由于扩大棉花种植而过度消耗阿姆河的水资源，咸海水位不断下降，引发了严重的生态灾难。当地夏季气温上升了10°C，冬季气温下降了10°C，再加上沙尘暴、风源盐和农药残留物等影响，该地区贫血、呼吸系统疾病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发病率急剧上升。1991-2005年，该共和国出生率显著下降。根据2018年的统计，该地区的生育率、人均寿命均低于全乌平均水平。近年来，该地区每年约流出五六千人。
尽管塔什干采取了一系列因应之策，例如：为贫困和失去劳动能力的家庭提供经济援助；普及教育；建设社会基础设施，为人民提供电力、天然气、饮用水；保护和恢复咸海地区的生态系统，将咸海地区的发展问题确定为国家政策的优先事项等等。但这种小规模的滴灌无法一下化解掉系统性的挑战。
总而言之，一方面侨汇收入减少，影响了当地民众收入；另一方面，由于经济欠发达，无法消化数以十万计的劳动人口，增加了社会不稳定系数。这是了解7月骚乱的经济社会背景。而追根溯源，这场骚乱可视为欧亚地区地缘政治局势变动的副产品。重温那句“一只在亚马逊雨林中的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就可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再看俄乌冲突给地区和世界带来的影响，无疑会有更深的感触。
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
“青年”是此次事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词。根据目前已披露的信息，此次示威的组织者是年轻人。从现场图片和视频也可以看出，参加抗议集会的全是年轻面孔。7月3日，乌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访问卡拉卡尔帕克斯坦自治共和国。据乌官方报道，当地长老在与总统的交流中遗憾地表示，“在最近的事件中，个别青年代表犯了错误，犯下了非法行为，受到外部颠覆势力的影响，屈服于情绪冲动。”
近年来，随着80后、90后等“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进入了工作年龄，该共和国劳动人口比例更是显著增加。如果了解到该共和国60%的人口是年轻人，那么对镜头中攒动着如此之多的年轻面孔也许就不会奇怪了。
该共和国的青年人问题，其实此前已为全乌层面和该共和国层面注意到。疫情前，2019年5月，“Юксалиш”全国运动、全乌青年联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努库斯举行了青年与政府之间的第一次区域磋商，旨在让年轻人有机会发表意见，为青年与政府之间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搭建平台。
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卡拉曼萨里耶夫对此表示支持。他明确表示，“年轻人不像我们，他们的想法不同。我们需要改变与青年合作的方式”，因此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政府在制定解决方案时需要考虑他们的愿望和利益。
年轻人的想法为什么不一样？除了一般意义上的代际差别，还与米尔济约耶夫在2016年开启的改革新政与对外开放政策有关。
上世纪90年代，乌也曾推进改革，大力推动对外部的开放合作。但2005年安集延事件后，整个国家转向保守，加强了对人员交流的控制，严格管控网络，几乎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这严重桎梏了该国的发展，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2019年5月访乌时所说，乌兹别克斯坦古代历史辉煌灿烂，近代历史也提供重要的经验。而过去几十年里，乌兹别克斯坦则成了世界上最闭塞的国家之一，未能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私营部门，为迅速扩大的劳动年龄人口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以至于“乌兹别克斯坦不存在增长的方程式”。
2016年9月2日，乌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卡里莫夫逝世。乌兹别克斯坦进入米尔济约耶夫时代，米氏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大力实行对外开放合作。在这种情况下，人员交往明显增加，以2019年为例，外国来乌定居的有2527人，移民外国的有13246人，其中57.5%前往哈萨克斯坦，37.7%前往俄罗斯，前往美国0.8%，前往以色列0.7%。
人员交往自然会带来内外比较。作为乌兹别克斯坦的最大移民对象国，哈萨克斯坦与乌接壤，GDP总量大概是乌的2.8倍，人均GDP大概是乌的5倍。以2021年为例，乌人均GDP为1983美元，哈为1万美元；乌GDP为692.39亿美元，哈为1908.14亿美元。
此外，网络管制的放开也增加了与外界的交往和知识获得。近年来，乌对网络的管控较之哈、吉两国虽仍显严格，但与2016年前相比已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尤其是随着乌政府对电商的重视和推动，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相关端口的开放，可以说乌兹别克斯坦已进入了数字化时代，乌民众的生活和思维也实现了“数字化”。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乌兹别克斯坦的非现金支付激增也从侧说明一些问题。
要之，此次骚乱的策划和动员均是通过社交媒体来实现，正是乌进入“数字化时代”所面临的新挑战。通过现实交流和网络知识获得，乌青年人完成了与世界的接轨，视野前所未有的拓宽，这让老一辈明显体会到了“年轻人不像我们，他们的想法不同”。应该说，无论全乌层面还是该共和国层面，都发现了这方面的问题，也试图解决问题。但突如其来的疫情和俄乌冲突在经济和社会等方面造成的影响，激化了了相关问题和矛盾，以致于年轻人“受到外部颠覆势力的影响，屈服于情绪冲动”，“走上了街头”。
外部反应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其境内的这场骚乱引发各方关注，但各方的侧重点不同。
美国调门总体温和，关键词是“关切”“挺乌”“人权”。首先，美国国务院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切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这是为了表明美乌之间是高水平的双边关系；其次，支持乌兹别克斯坦的领土完整，也就是说不支持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独立，这是给乌吃定心丸；再次，呼吁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事件进行透明调查，呼吁当局保护包括和平集会和言论在内的基本人权，此举旨在标榜自己一向宣扬的“人权”理念，同时有一个可松可紧地敲打乌方的抓手。
俄罗斯立场平和。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则就此表示，乌兹别克斯坦是一个“友好国家”，并称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抗议活动是“内部事务”，相信塔什干会解决。意思是两重：一是宣示俄乌之间的特殊友好关系，二是俄无意插手乌内部事务，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判断——“事情并不严重”。这与今年初哈萨克斯坦的全国性动乱不同，后者“事态严重”，且俄有意并愿意接受哈方的邀请介入。
欧盟的表态则有些“调和”，强调“各方在行动中应表现出克制”，同时关注人权问题，呼吁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暴力事件进行公开和独立的调查，并呼吁乌兹别克斯坦当局根据国际承诺保障人权，包括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基本权利。
此外，此次骚乱还引发了一些国际人权斗士的关注，他们敦促米尔济约耶夫兑现他的改革承诺，但未掀起什么风浪。
谁的命运？谁的幸福安康？
总体而言，此次骚乱既有“国际性”也有“地方性”。国际性是指，俄乌冲突对地区和世界局势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影响，乌兹别克斯坦亦莫能外。能源价格上涨引发物价上涨，粮食价格上涨，均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间接却严重地影响到了乌兹别克斯坦民众的收入，当支出增加而收入下降时，不满的爆发只不过是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而对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独立地位的取消则是那个偶然掉在了炸药上的火星儿。
“地方性”是指，整个事件是局部的，即便就乌兹别克斯坦而言也是局部的。尽管有评论渲染说是乌独立30年来最大的骚乱，但这有言过其实之嫌。实际上，骚乱当天就被迅速控制住了，当地很快就稳定了局面。这一方面得益于乌政府的治理水平和控局能力，但更多地应归功于米尔济约耶夫2016年上台以来为乌民众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发展利好。民众生活水平提高，从发展中受益，是乌此次控制住局面未酿成大乱的最大支持，在该共和国之外，骚乱制造者并没有广泛的群情社情基础。
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骚乱也可视为乌兹别克斯坦转轨过程中的一次小阵痛。尽管乌已独立30余年，但仍在探索发展道路和模式，可以说转轨尚未完成。从转轨进行时的角度来看，国家作为一个系统，在调整时释放出一些能量是正常的，只不过应建立顺畅的纾解通道。否则，这种能量释放会以这样那样的“非正常方”式呈现出来，例如民众走上街头进行抗议。
17年前，2005年5月12日夜间，位于乌东部的安集延市发生武装骚乱事件，13日晚乌政府采取措施平息了武装骚乱。但此次事件改变了乌兹别克斯坦的发展道路，转入闭关锁国的保守模式。目前来看，发生在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共和国的骚乱事件不是安集延的翻版，乌政府也对此有清醒和准确的认识，相信米尔济约耶夫开启的改革道路不会因此中断。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第一人口大国，经济体系最为完备，潜力无限，且地处交通扼要位置，是中亚地区的核心，被称为“中亚之中”。其政策走向，是开放还是封闭，对中亚地区以及周边国家都有重要意义。有统计显示，乌兹别克斯坦2016年实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后，整个中亚的经济活力提升了40%。繁荣、稳定、开放的乌兹别克斯坦是该国人民之幸，是中亚之幸，也是该地区周边国家之幸。
米尔济约耶夫说：“我坚定地宣布，卡拉卡尔帕克斯坦正在进行的积极变革将继续加快步伐。卡拉卡尔帕克斯坦的命运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命运，卡拉卡尔帕克人民的幸福安康就是整个乌兹别克斯坦人民的幸福安康。”套用米氏这句鼓舞人心的话，乌兹别克斯坦的命运连着中亚的命运，乌兹别克斯坦的幸福安康关系着整个中亚人民的幸福安康。
（荣杰，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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