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时间：6月19日（周六）
14:00-19:00
活动地点：重庆国泰艺术中心
▲ 姜晓明摄
▲ 长沙临时大学迁滇线路图 袁复礼绘
有一个在网络上流行了很多年的问题：如果一个“正常人”被当成精神病抓起来了，该怎么证明自己不是精神病？
从法律上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有些过时了。2012年《精神卫生法》出台以后，确立了“非自愿住院的危险性原则”，精神病已经不再是被抓的合法理由。有病没病，是一个人自己的事。如果一个病人没有伤害自己和他人的危险，法律也不应该干预。
律师黄雪涛从15年前开始关注精神障碍群体。2006年，深圳女孩邹宜均，因为与家人意见不合、有利益冲突，被两次送入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了3个多月；当时，邹宜均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仔细研究了各地的《精神卫生条例》，发现强行收治没有法定程序，跟邹宜均有相同遭遇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从那以后，她开始介入这一领域，关注个案，推动立法，支持精神障碍者发出自己的声音。
2010年，她创立了深圳衡平机构并担任精神卫生项目负责人，并在同年主笔了中国民间第一份精神病人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她接触过上千个相关案件，关注精神病人、疑似精神病人的权利边界。
“我们要走的路依然很长。法治不是空洞的概念，社会制度的设计是最精细的技术活。”
注：本演讲为远程录制视频演讲
2007年，怒江上将要建起13座水坝的消息在网上引起巨大争议。黄志坚的第一反应是，河流两岸的环境和社会将因水坝建设而发生彻底的改变。为了给建坝之前的怒江留下一份记录，他决定和一位法国摄影师朋友一起，用尽量慢、能深入观察和体验当地生活的方式走一趟怒江。
他们从上游的西藏察隅县察瓦龙乡出发，顺着怒江南下，一直走到中缅边界怒江出境处，路过了沿岸几乎每一个城镇和乡村，记下了很多人的故事，例如一个独自居住在岸边沙地的家庭、翻山越岭送信的邮递员、刚搬进移民新村的村民等等。
建坝计划最终因为争议而搁置了，但在“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政策的规划下，怒江依然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2017年，黄志坚重访怒江，出发前他从十年前拍摄的人物里，选择了一些把照片洗出来，希望能送回到他们手上去。
经过了多番周折，他成功地找到了许多照片里的人，听他们谈了过去十年间的生活。在江边独居的那家人依旧住在那里；水坝停建后，“库区移民新村”改了名字叫“社会主义新农村”；政府推行搬迁扶贫、建设旅游小镇，越来越多的人从高山上搬下来，但也有许多人不愿离开自己的家……
黄志坚把两次怒江之行拍摄的照片和听到的故事编成了一本书，就叫《怒江十年》。他认为这只是怒江漫长变迁的一个切片，怒江的各种故事仍在继续，等待我们去体验、见证和记录。
汶川地震发生时，王暾正在奥地利做博士后研究。看到地震造成的惨重伤亡，他决定放弃所学专业，提前回国研究和开发地震预警。
地震预警研发的难点一方面在于地震本身无法在实验室中模拟，只有真正发生地震时才能监测到可靠的数据；另一方面，监测到地震后，如何能让更多人收到预警信息？
经过十二年的尝试和努力，王暾带领的成都高新减灾所研发出了大陆地震预警网，迄今为止已成功预警了57次破坏性地震。
有人会问，地震预警只能提前几秒，有用吗？王暾说：“几秒钟确实很短，但总比没有好。我们测算过，如果汶川地震时有预警，可以减少大约2-3万人的死亡。”
佚名照，一种流散在报刊旧货市场上无名无姓、信息不明的日常生活老照片的统称。
从本世纪初一次误打误撞走入北京报国寺旧货市场开始，晋永权一直关注这些跨越20世纪下半叶的日常照片的命运。在一个物质普遍困乏的年代，它们曾经被庄重地拍摄出来，保留了珍贵的家庭、个体与集体记忆，但当人们的生活水平极大提高后，它们又被决绝地遗弃了。
人们为什么会抛弃它们？这些数量巨大，杂乱无序的照片是否隐含着某种理性的秩序？带着这样的疑问，二十年来，晋永权跑遍全国各大旧书市，收集了3万余张老照片。透过这些照片，他试图梳理出那个时代中国人日常照相行为背后的社会逻辑和历史逻辑。
“这些照片，众声嘈杂，特别是日常照片，记录了每个人、每个家庭的一个阶段，拍下来以后这个阶段就过去了。流落到一个摊位上，你再把它捡回来，这个过程自然带着消逝、伤感、污浊的情绪在里面，它都涌向你，你需要去承受它。拿什么来对抗？逻辑和编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