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9月24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十部委联名发布《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银发〔2021〕237号）。通知明确了虚拟货币的法律地位及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的定性，明确指出，比特币等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盛行，扰乱经济金融秩序，滋生洗钱、非法集资、诈骗、传销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笔者认为，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活动的组织者存在巨大的刑事风险。
一、《通知》对虚拟货币法律地位和相关业务活动的定性
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是交易的媒介，其本身并无价值。之所以被人们普遍接受是货币所代表的财富，而这种直接对应关系，是因为有政府的信用担保。而虚拟货币的发行主体并不是主权国家的政府，也没有国家信用的担保，不具有财富载体的法律地位。
（一）明确了虚拟货币的不具有与法定货币等同的法律地位。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具有非货币当局发行、使用加密技术及分布式账户或类似技术、以数字化形式存在等主要特点，不具有法偿性，不应且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二）对相关行为的定性。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或虚拟币之间的兑换、买卖，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撮合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全部属于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对于相关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的境内工作人员，以及明知或应知其从事虚拟货币相关业务，仍为其提供营销宣传、支付结算、技术支持等服务的法人、非法人组织和自然人，依法追究有关责任。
（四）相关交易活动，相关民事法律行为无效。涉嫌破坏金融秩序、危害金融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法查处。这里包括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
二、对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的打击力度
虚拟货币的发行，没有政府的信用担保，容易成为财富掠夺的工具；虚拟货币的炒作，容易被操纵，造成广大“投资者”巨大损失，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由于虚拟货币的匿名性，通过交易可以随意漂白资金的原始来来源，达到洗钱的目的，助长相关犯罪活动。
从国家层面上看，虚拟货币的热炒，已经威胁到国家的金融安全、人民群众的财富安全和社会稳定，必然会遭受全链条行政干预和刑事打击。
（一）在原始取得环节，严厉打击“挖矿”
2021年9月，11部门联手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发改运行〔2021〕1283号《关于整治虚拟货币“挖矿”活动的通知》。《通知》要求，明确区分“挖矿”与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产业界限，要从所属企业、规模、算力、耗电量等基础数据，梳理排查存量项目与在建新增项目。严禁新增项目投资建设，严禁以数据中心名义开展虚拟货币“挖矿”活动，严格限制虚拟货币“挖矿”企业用电报装和用能。严禁对新建虚拟货币“挖矿”项目提供财税金融支持。从电力供应，财税支持和金融服务角度，加快存量项目有序退出。
（二）交易与兑换环节，严格禁止，依法取缔
1．加强对虚拟货币相关的市场主体登记和广告管理。注册名称和经营范围中不得含有“虚拟货币”“虚拟资产”“加密货币”“加密资产”等字样或内容。严禁制作、发布和代言虚拟货币的相关广告
2．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为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提供服务。禁止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业务、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作为中央对手方买卖虚拟货币。
3．加强对虚拟货币相关的互联网信息内容和接入管理。不得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代币发行融资以及虚拟货币衍生品交易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
（三）涉及虚拟货币相关活动的刑事风险
公安机关将继续深入开展“打击洗钱犯罪专项行动”“打击跨境赌博专项行动”“断卡行动”，严厉打击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中的非法经营、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洗钱、赌博等犯罪活动和以虚拟货币为噱头的非法集资、传销等犯罪活动。
可见，随着虚拟货币的热炒，不断积累着金融安全风险，社会稳定风险和社会财富的风险，对相关行为的刑事打击已经在路上，刑事风险陡然上升。
三、虚拟货币交易及相关业务可能涉嫌的罪名
涉及虚拟货币的相关业务活动中容易涉及非法经营、金融诈骗等犯罪活动，利用虚拟货币实施的洗钱、赌博等犯罪活动和以虚拟货币为噱头的非法集资、传销等犯罪活动是司法机关重点打击对象。
（一）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以投资经营虚拟币的名义，拉人头，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虚拟币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
（二）集资诈骗罪，在虚拟币业务中，虚构挖矿，或者组建平台等活动，吸收不特定的人的资金后，肆意挥霍，导致资金不能返还，或者携款逃避，或者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逃避返还资金的。数额达到10万元的，则构成犯罪。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以投资“挖矿”为由，或者组建虚拟币交易平台等，向不特定的公众公开宣传，许诺一定期限内，获得固定收益的，如果吸收的金额达到人民币20万元，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就会构成犯罪。
（四）诈骗罪，以推销某虚拟币的投资套餐为由，或者利用非法设立的虚拟货币投资交易平台，通过控制交易活动，虚构行情，修改交易数据和交易价格，直接进行“割韭菜”。
五）非法经营罪，通常是方式有。组建虚拟货币的交易盘，或者作为国外虚拟货币交易盘的代理，以期货交易的方式，组织投资者进行买涨买跌的交易活动，收取手续费。
（六）洗钱罪，是指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通过买卖虚拟货币进行形式转换的行为。
目前，利用虚拟货币跨境兑换，将犯罪所得及收益转换成境外法定货币或者财产，是洗钱犯罪新手段，虽然我国监管机关明确禁止代币发行融资和兑换活动，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比特币等虚拟货币采取的监管政策存在差异，通过境外虚拟货币服务商、交易所，可实现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的自由兑换，虚拟货币被利用成为跨境清洗资金的新手段。
（七）开设赌场罪，主要集中于为赌场提供人民币与虚拟币的兑换环节，根据刑法的共犯理论，而涉嫌开设赌场罪。通常是行为人明知某游戏平台为网络赌博平台的情况下，仍向平台申请做虚拟游戏币兑换代理商，为网络赌博人员提供买卖虚拟币及资金结算服务。
网络虚拟货币虽不能完全等同于货币等传统意义上的财物，但在特定的场合下，行为人可以通过对虚拟货币的占有实现非法获取他人财物的犯罪目的。因此以虚拟货币为对象的诈骗行为，同样可能危及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财产安全，具有相当的社会危害性，也应当作为犯罪予以惩处。
虚拟币受法律保护吗虚拟币盗骗算不算犯罪
第一，虚拟币，比如比特币等，或者一些游戏、网络货币，如QB，某游戏金币等都属于个人合法财产，只要个人合法取得，就受到保护
第二，国家所禁止的交易，特指在国内禁止炒作、交易该虚拟币。但是禁止交易不代表该虚拟币本身违法或者没有价值
举个例子：例如比特币，我国拒绝承认任何区域链块币，也禁止交易和服务，但是这不代表比特币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在国际交易体系中，比特币在部分地区是获得认可的，而且也有对应的价值尺度
当他人盗窃比特币或者骗取比特币时，国家依然会按照盗窃罪或者诈骗罪论处，金额需要核定。
目前我国禁止的是虚拟币的交易、定价等，但不是禁止虚拟币本身的价值和持有，只要该币不被定义为非法，那么就是合法的
同理，游戏货币同样被认定为合法财产，只是国家禁止其交易而已，而不影响因对虚拟货币侵害而导致的相应法律责任.
虚拟货币交易平台上线交易的虚拟币种涉嫌传销是什么罪
可能会涉及非法集资以及传销等相关刑事犯罪。
（1）目前没有法规对交易平台进行规范，但是交易平台也应尽到审核义务，例如，在上线交易各种网络虚拟货币时，应审核该币是否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网络虚拟货币。
（2）如果交易平台明知上线交易的币种涉嫌传销，但为了收取提成，还为该币种提供交易服务，推动其发展，一旦该币种被认定构成传销，交易平台或要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3）同时，虚拟货币交易机构的账户上存储了客户大量资金，但是，各家网络虚拟货币交易机构并无获批吸收公众资金的资格，这使得交易机构面临非法集资的潜在风险。
2017 版《互联网传销识别指南》 ( 以下简称《指南》 ) ，列举了虚拟货币和传销货币的几种区别：
（1）从发行方式上看，虚拟货币不依靠特定货币机构发行，它依据特定算法，是去中心化的发行方式；而传销货币则主要由某个机构发行，并且采用拉人头的方式获利；
（2）从交易方式上看，虚拟货币是市场自发形成的零散交易，形成规模后逐渐由第三方建立交易所完成交易，而传销货币则由某个机构自己发行，并且自建平台来进行交易；
（3）从实现方式上看，虚拟货币本身是开源程序，而传销货币的开源是完全抄袭别人的开源代码，且没有使用开源代码来搭建程序，其本质跟 Q 币一样是可受网站控制的。
虚拟货币涉刑事犯罪的案件，应当首先关注、审查案件整体定性的问题，因为案件整体的定性与技术人员的定性休戚相关，技术人员在案件中的某些行为也可能对案件的定性起到决定作用。因此，在虚拟货币涉诈骗罪案件中，为技术人员进行辩护的首要任务，是审查平台是否通过欺诈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判断是否构成诈骗罪，这也是此类案件辩护的核心思路。
一、虚拟货币平台涉嫌诈骗的行为通常出现在两个环节，一是发币环节，二是交易环节。
其一 在发币端，应审查平台发行的虚拟货币是否具有真实的价值属性。
一般而言，虚拟货币作为一种数字资产，鉴别其是否具有价值真实性的关键在于虚拟货币是否具有去中心化的流动性，即虚拟货币的存在以及流动是否依赖于中心化的平台本身。
如果是基于以太坊、波场等主流区块链技术开发的虚拟货币，其本身是具有去中心化特征的，这类虚拟货币在上链后可以和所有主流虚拟货币进行币币交易；如果平台发行的所谓虚拟货币并不是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虚拟货币本身可能只是一行程序代码，且虚拟货币无法脱离平台进行流动，则这类虚拟货币只能称之为“平台币”或“空气币”，在平台服务器关闭后，这类虚拟货币也将随之消亡。
实务中，如果平台发行的是没有任何实体价值或服务支撑的，且并非基于区块链技术开发的虚拟货币，那么可能会因为提供了不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或服务而被认定为采用欺骗方法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进而认定为构成诈骗罪。
其二，在交易端，应审查平台在交易过程中是否具有操纵、控制虚拟币价格的行为。
虚拟货币的交易应当是完全的市场行为，其价格的涨跌完全由市场决定。如果人为干预甚至完全控制虚拟币的价格，则市场定价机制完全失去意义。实践中，平台操纵、控制价格也应当区分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情况，平台方通过技术人员修改后台参数，设定交易价格的上限和下线，即以划定价格交易区间的方式控制币价的涨跌幅。
第二种情况，平台方通过技术人员修改后台数据，直接修改虚拟币价格，完全掌控虚拟币价格的上涨与下跌。
笔者认为，两种情况都存在操纵、控制币价的因素，但在定性上应当加以区分。第一种情况下，平台并没有直接控制虚拟币的价格，只是仿照股票交易市场的涨跌幅机制，为虚拟币价格设定了涨跌幅。从主观方面考量，平台要求技术人员这样做的目的，通常是为了维护币价的稳定，防止由于非理性的投机行为导致虚拟货币价格暴涨暴跌，进而导致平台崩盘。这种情况下，平台方控制币价涨跌幅的行为并不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而是为了维持平台运营的稳定性，不应认定为诈骗罪。
而第二种情况则不同，平台直接控制虚拟币价格的行为，导致了市场博弈行为对价格涨跌影响的完全失效，虚拟币完全由平台定价。如果平台方滥用这一技术手段，可能导致平台通过“先拉盘、后砸盘”的操作方式，造成表面上投资者因市场“熔断”而大面积亏损的假象，事实却是平台实控人非法占有了这部分“亏损”。这种情况下，平台方要求技术人员操纵价格的目的是为了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是可能认定为诈骗罪的。
有鉴于此，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辩护人应当重点关注技术人员、平台实控人等关键人员的供述，一方面审查平台实控人对于虚拟币的开发需求是否是基于区块链技术、是否存在要求技术人员调参数操纵币价的行为，另一方面审查技术人员在开发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情况、操纵币价的方式是控制涨跌幅还是直接控制价格，并审查技术人员与实控人等其他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是否印证。此外，还应当重点关注其他相关书证、电子数据、证人证言等证据材料与口供的印证情况，关注其他证据材料能否证明平台在虚拟币开发及交易端不存在诈骗的事实。
二、审查案件整体是否构成诈骗罪，还应当关注资金的用途及去向。“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的本质特征，行为人占有资金后，其用途及去向则是认定是否具有“非法性”的关键一环。
一般而言，平台实控人发币及经营平台的目的如果是为了平台的持续经营，则其取得的资金应当是大部分用于平台的持续运营，少部分按照既定规则用于分红。因此，“经营性”用途应认定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这一观点体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中：“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因此，“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通常不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如果资金为平台实控人直接占有后，并没有投入平台运营或只有少量资金用于运营，绝大部分被实控人用于挥霍、奢侈性消费或为了实现资金占有而进行了非法转移，则可以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资金用途、去向的审查应当遵循“比例原则”。如果是大部分用于经营，存在小部分奢侈性消费的情况，也不应以偏概全地认定为“非法占有目的”。
因此，在为技术人员辩护的过程中，辩护人应当关注技术人员是否参与分红，相关供述及书证能否证明平台分红的事实以及分红占平台总收益的比例多少，以此判断平台对资金的分配情况以及技术人员的占有情况。此外，还应当关注技术人员的供述及相关书证、电子数据中关于平台对于研发、维护等后期投入的情况，以及投入运营资金占总收益的比例情况，以判断平台主要资金是否投入经营活动。
综上所述，技术人员由于参与到了虚拟货币平台从发币到交易再到收益分配的多个环节，其客观行为、主观故意均会对案件是否构成诈骗的定性产生影响。辩护人应当从技术服务的多个角度切入，结合案件的证据材料，综合判断案件整体上是否构成诈骗罪。如案件不构成诈骗罪，则应当审查案件整体是否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或非法经营罪，审查技术人员是否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其他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