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赶考（六）：除旧立新
文/韩毓海
光明在前
《东方红》在佳县诞生，如今，毛泽东就要从这里离开陕北，离开《东方红》的故乡了。
登上佳县白云山，白云观的道长向毛泽东进言说——最佳渡河地点，应该是由此南下50公里的川口。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从此告别了他生活了13年的热土陕北。
回首陕北13年，毛泽东面对滚滚长河，感慨万千，说:陕北人民真金子!
时任中央办公厅政策研究室主任师哲一路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他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毛泽东一行离开天赐湾不久，胡宗南的军队抓住了一个老汉和他的小孙女，逼问毛泽东的去向。老汉一言不发，国民党就把老人绑在树上，用马鞭猛抽，小女孩吓得大哭，但关于毛泽东的去向，老人和孩子最终也没有吐露一个字。
这就是民心，这就是陕北人民，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真金子。
1948年3月26日，毛泽东跨过晋陕黄河，到达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在那里，他挥毫题词:光明在前。
光明在前，新中国的曙光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他再次强调必须立即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1948年5月由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发行
毛泽东说:土改是政治，因此，必须分清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如果分不清这个问题，那就会前方打仗，后方起火。
他指出，土改中的“左”倾错误，其表现有三个方面:第一，把许多无封建剥削或者只有轻微剥削的劳动人民错误地划到了地主富农圈子里去，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侵犯了工商业；第三，不经审判、不经法律手续，就乱抓人，有的地方出现了乱打乱杀。
毛泽东说，土改必须讲政策，革命更必须讲政治。我们要建立的是人民共和国，而不是农民政权，如果是那样搞，我们共产党人与李自成究竟还有什么区别?
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以上三种“左”的错误，必须立即纠正。
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毛泽东说:必须与那些破坏党的政策和革命的原则的错误倾向作斗争，而无论这个人是谁。
什么是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呢?中共的土地政策，其实就是党的政治路线的反映。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结尾，毛泽东这样强调:
让我再说一遍:
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是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
毛泽东对晋绥地区的干部说:李自成是农民起义军，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立足中国国情，必须立足中国社会的特点，善于对社会各阶级的情况进行分析；而土改中的“左”倾路线，是完全背离中国实际，因而是背离马克思主义原则的。
于是，像当年撰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样，此时的毛泽东发出号召，必须一边土改，一边整党；一边改造中国，一边与党内的错误倾向作斗争。
权在私人，还是权在人民？
1948年5月26日，毛泽东率领中央前委到达西柏坡。
与安塞王家湾围绕着一个大咸菜缸办公指挥作战的情况相比，西柏坡确实是一个比“连部”大得多的指挥所。但实际上，西柏坡的中央军委作战指挥室，也只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张桌子。
凡是到那里去过的人，都会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从此之后，世上的人们再也不能将办不成事情归结为客观条件不好了。
而此时的蒋介石当然也在调兵遣将，但是，蒋介石那时所发出的与其说是“命令”，还不如说是哀求。蒋介石一面封官许愿，一面哀求他的下属能够“精诚团结”，救党国一命。
但是，这种哀求，如今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本质，不仅在于官僚资本的私有化、家族化，更在于权力的私有化。换句话说，蒋介石能够调动其下属积极性的“法宝”，无非就是他发的官帽子，国民党大小官吏之所以听蒋介石的，之所以跟着蒋介石走，之所以听蒋介石的调遣，就是因为权力属于蒋介石一个人，官帽子在蒋介石一个人手里——蒋介石喜欢谁就用谁，不喜欢谁就整谁，蒋介石不喜欢的人，随时就可以让他立即滚蛋。因此，官场内讧，远比战场上的厮杀更为激烈——这是国民党的一大“特色”。
如今，当手里批发的官帽子失去“含金量”之后，蒋介石绝望地发现，所谓的党国里面，实际上根本没有几个真正的“忠臣”。
中国的上层社会是一个盘根错节的利益集团，他们没有政治，没有原则，更没有人民——他们看得见的只是利益。但是，历史的巨变反复告诉我们:在变局到来的时候，最不可靠的就是利益。中国旧的上层结构，其实是最脆弱的。
一时间，飞鸟各投林。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国民党上下，是为了官帽子而内讧。而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权力是人民给的，我们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以自己的生命殉人民的事业。
究竟权在私人，还是权在人民——如果说区别，这就是根本性的区别。
而国共两军的区别在于，国民党军是靠利益纠合在一起的，国民党的官长殴打士兵、克扣士兵口粮；而共产党的军队却是靠政治信念组织起来的，共产党的军队官兵一致，军长和士兵吃一样的口粮，师长团长们和战士们一起冒死冲锋陷阵。
一支上下互相欺诈的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而一个把“官帽子”作为唯一追求的政党，必将为人民所抛弃，而这样的“官帽子”党，必将灭亡。
这是蒋介石兵败如山倒的真正原因。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伟大的中国革命，结束了蒋介石“权在私人”的反动统治，使权力第一次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从这一年的9月开始，毛泽东在西柏坡用308封电报，指挥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对全国青年工作做出了两项重大决策：筹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恢复《中国青年》杂志。建团和复刊工作由任弼时同志负责。
1948年12月20日，三大战役即将结束，国民党反动集团的统治行将崩溃，革命胜利在望，为在新的历史时期指导全国青年团的工作和组织广大青年的学习，特别是号召中国青年与全世界青年一起为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世界而奋斗，《中国青年》杂志在离西柏坡仅三四公里的夹峪村正式复刊。毛泽东第二次为杂志题写了刊名，并为复刊号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1948年12月，《中国青年》第二次复刊，毛主席再次为杂志题写了刊名，并为复刊号题词：“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将革命进行到底
三大战役结束，又逢元旦。
1948年12月30日夜，北国飞雪，悄然覆盖了西柏坡的农家小院，雪落长河，寂然无声。
在1949年的新年即将到来的时候，毛泽东挥毫写下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那个时候，毛泽东的主要注意力已经不再集中于蒋介石所代表的那个旧世界了，他开始全神贯注地思索怎样建设一个新中国、怎样缔造一个新世界。
于是，这篇文章以这样一句话开头:
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
而这篇文章，则是以一系列繁重的工作计划结尾的: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胜利。
1949年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将要获得比1948年更加伟大的成就。我们的农业生产和工业生产将要比过去提高一步，铁路公路交通将要全部恢复。人民解放军主力兵团的作战将要摆脱现在还存在的某些游击性，进入更高程度的正规化。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将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适当的代表人物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
这些就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中国一切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在1949年所应努力求其实现的主要的具体的任务。我们将不怕任何困难团结一致地去实现这些任务。
几千年以来的封建压迫，100年以来的帝国主义压迫，将在我们的奋斗中彻底地推翻掉。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如同那波澜壮阔的伟大乐章的最后音符，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把千钧之重，落在了薄羽之轻之上，使它显得更重:“1949年是极其重要的一年，我们应当加紧努力。”
“作风”就是做事的风格，是干事的风气，毛泽东的生活里，只有工作，拼命地工作。
毛泽东到达西柏坡之后，中央工委利用沕沕水发电，使西柏坡成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有电的指挥所。
《将革命进行到底》，是毛泽东在电灯下写的文章，而此前，他绝大部分文章都是在油灯下写就的。
毛泽东和共产党，从此要去创造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中国了。
现代化建设与货币制度
搞现代化，最难的题目是什么呢?
有人说，搞现代化就是发展经济，更准确地说，就是发展市场经济、商品经济。
这话对，但也不十分对，对于1949年的中国来说，它甚至是十分不对。
中国自明代起就有十大商帮，中国的市场很大，中国也不是没有商品经济。但是，中国发展了上千年的商品经济，其结果便是毛泽东所说的:“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中国生产力的落后，主要就表现为现代产业经济的落后，体现为工业化的落后，因为这种落后，中国的土地资本和商业资本，被集中到口岸城市，转变为畸形的金融投机资本，并为帝国主义资本所控制与掠夺。
发展中国的生产力，关键必须在中国建立现代产业制度，以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说:建立现代产业制度，就必须进行政治制度上的彻底改革，因为如果没有政治有组织地推动，农业发展的剩余绝不会自动扩展到工业领域；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可以变为军事力量和国家力量，可是当中却必须有组织与结构。
一言以蔽之，组织经济的力量，就是政治制度。黄仁宇简明地说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真正瓶颈究竟是什么。
而要发展现代工业产业，关键在于必须把包括农业在内的社会剩余，有组织地加以有效之投资，而这里的前提有三个:第一，社会必须有组织；第二，必须具备有效的投资工具；第三，治理者必须有信用。
而1500年来，中国所缺乏的，恰恰正是这三个根本条件，它又集中体现为中国数千年来没有国家主权货币。
中国有资源、有土地、有矿产，但在1949年之前，中国是半殖民地，这些资源不属于中国人民。
中国不缺商品市场，中国人也不缺商品经济意识，而中国缺的是资本，是向着现代产业投资的资本。
中国缺乏工业资本，而且中国的货币体系十分混乱，甚至没有向生产发展投资的工具。以旧中国最好的发展时期1931年至1936年为例，每年消费和投资率分别为:104.1%和–4.1%，97.5%和2.5%，102%和–2.0%，109.1%和–9.1%，101.8%和–1.8%，94%和6.0%。其中4年的投资率都是负数。因此，时任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49年8月5日《中国与美国的关系》白皮书中说:离开了美国的援助，中国不会得到任何投资，中国庞大的人口将消费掉可怜的生产剩余，然后共产党只能饿死。
毛泽东回答说，艾奇逊是在做梦，恰恰相反，没有了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人民会过得更好。
而中国要解决的，首先就是资本短缺的问题。
建设一个现代国家，根本在于建立现代经济制度和产业制度，而这里的关键就是建立现代货币制度。
货币制度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问题。
中国历代闭关政策之核心，尤在保存货币。唐以来，皆有“金银铜铁货不得下海”“不得出边”之禁令，这就是因为中国是个缺乏贵金属的国家，且贵金属正是铸币的原材料。
1567年(明隆庆元年)开始实行的大规模进口美洲白银政策，把中国推向了一个新时代。它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使东南沿海地区日益成为中国经济的中心，但是，这也使得中国经济日益依附于海外白银的供应，更使得买办商人逐步取代地主阶级，成为中国社会的支配性力量。
而从1567年的白银大规模进口，到鸦片战争的纹银大规模外流，这前后共计270年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中国走过了宗族革命和宗族国家的旧时代，开始面临着现代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新时代，面临着现代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问题。在这个新的革命时代里，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一起，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
“货币革命”，这原本就是孙中山革命理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直到1931年“国民党四大”，国民党政府方才实现了“废两改元”，即废弃银两，改用国家自铸之银元。而直到1934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国民政府方才决定废弃金属货币，发行国家信用货币。而迫于当时的情况，国民政府决定:法币汇率与英镑挂钩，为了照顾美国的利益，又采用了银本位制。
现代经济制度，由财政制度、税收制度、产业制度为主干构成，而货币制度，则是现代经济制度运行的血液。
国民党治下的中国一盘散沙，社会毫无组织性，故税收极为困难，根本无法做出明确的财政预算。因此，国民政府只能是借靠英美两国的钱来发行法币，对待百姓，只是拉伕派捐。这样，国民党发行的法币，就不仅不是组织中国经济的手段，更沦为了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工具。
当法币不能支撑的时候，国民党又尽收全国之黄金、外汇而发行金圆券，而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是与金圆券的迅速崩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人民币的诞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
毛泽东直面了中国历史上最难的考题，而这个最难的题目，就是创立现代经济制度。当务之急，是要为产业发展打下基础，是要恢复生产与市场，因此首先必须从国民党的金融崩溃中，重建财经和金融制度，而其核心，也就是为中国创造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
毛泽东成功了。
毛泽东和共产党成功地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信用货币——人民币。
共产党手里没有黄金，也没有外汇，共产党的货币不以黄金和外汇为准备金，而是以根据地的资源——粮食、棉花、煤炭为后盾发行。黄金、外汇不能当饭吃，而没有粮食，人就活不下去，没有煤炭，工厂便不能开工。
土地是最大的财富，而使货币与土地直接挂钩——这是人类货币史上一个伟大的创举。正是人民币的创造，为中国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这是千秋伟业。
而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他的革命成功地把中国基层组织起来。中国共产党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在中国基层建立了严密的组织，从而极大地使中国农村的生产力焕发出来；更把农业的剩余组织了起来，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立足于基层的最严密的经济核算体制。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
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结发言，题为《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其中第七条即“胸中有‘数’”。
胸中有“数”。这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到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我们有许多同志至今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必须学会的最大的本领之一，就是“胸中有‘数’”，即靠数字说话，要管理好一个现代化国家，就必须做到这一点。
除了组织社会的本领之外，中国共产党比中国历史上一切治理者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拥有巨大的信用，而这种信用，就来自人民对于中共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在1948年起开始走向高潮。
社会的有组织性、执政者所拥有的高度信用，为货币的发行奠定了极为坚实的基础。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立即建立一个有效的现代金融制度和财经制度。
而这就是毛泽东交代给中央工委的第三个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将财经办事处建立起来。”
1947年5月，以董必武为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筹备处，在邯郸冶陶镇召开华北财经会议。会议决定，立即着手进行统一全国货币、发行国家主权货币的工作。
会议决定:新的人民币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货币完全脱钩，不以贵金属为准备金，而以解放区的土地收支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人民政府的信用为担保。
1947年年底，第一套人民币票版设计完成。起初，它遵循了世界各国将开国领袖像印在本国银行钞票上的惯例。而当绘有毛泽东主席头像的第一套人民币设计票版报请中央审查时，毛泽东却否定了这种设计，他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
毛泽东之所以反对印他的像，大概还有两个原因:一是毛泽东平生最不爱摸的东西就是钞票，二是他反对宣传个人。
于是，董必武又组织人员重新设计，最终确定了以反映解放区劳动生产建设为票面的原则。
1948年年初，董必武在西柏坡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农家小院里，写出了极不普通的6个大字:“中国人民银行。”
1948年4月12日，华北解放区的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迁至石家庄市中华北大街11号小灰楼内，实行联合办公。
1948年12月1日，这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金融史、货币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在石家庄中华北大街11号宣告成立，并公开发行了第一套人民币。
2015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人民币为世界三大储备货币。自人民币诞生起，这只用了短短的67年。这是人类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奇迹。
如果没有土地革命，就没有人民币的诞生，如果没有中国革命所缔造的土地制度，中国此后的一切发展都谈不上——今天的中国人所享有的最大红利，就是中国革命造成的土地红利。
历史学家黄仁宇说:成功发行人民币，是共产党对中国历史的最大贡献之一。
从此之后，中国就能够运用货币手段，使社会剩余有组织地投资于工业和产业，从而建立起中国的现代国民经济体系，建立起现代经济制度——而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则因此而奠定。
黄仁宇还说，从此后所余者，无非两点:第一，如何在革命造成的土地制度之上，保持“中国人民”的唯一信用地位；第二，在技术上不断改善中共组织社会经济的能力，特别是如何建立一个涵盖金融、保险和法律为一体的现代社会服务机制，不断完善这一革命造成的现代经济社会制度。
毛泽东既没有为第一套人民币题字，更拒绝了在货币上印上自己的头像。
毛泽东关心的是:人民币是信用货币，而共产党怎样保持自己的信用呢?
毛泽东说，权力来自人民，共产党的信用就来自人民的信任，要保持这种信用和信任，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有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与作风。
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手中的权力不是党给的，更不是毛泽东给的，是人民给了我们服务的权力，如果我们服务得不好，人民就可以把权力收回去。
人民币是组织现代经济的手段，而共产党怎样才能不断改善自己组织中国社会经济的能力呢?
这种能力只能来自谦虚谨慎地学习，只能来自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不断改正自己的缺点，只能靠在实践中不断学会我们过去不会的东西——但从根本上说，我们的能力就是艰苦奋斗，如果我们一直与人民同甘共苦，如果共产党人吃苦在前，吃亏在前，如果我们不仅做到与民“共乐”而是始终做到与人民“共苦”，我们就算考试合格。
此时的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要搞的不仅是现代化，而且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皮钧 蔺玉红 陈敏 刘晓 刘博文 徐吉鹏 洪莆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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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中国青年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