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虚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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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何柳颖报道 推进CBDC(央行数字货币)已是各国央行“新潮流”。

国际清算银行5月发布的最新一轮CBDC调查结果显示,在参与调查的81家中央银行中,有90%的央行正在进行CBDC的相关研究。此外,有62%的央行正在进行CBDC实验或概念验证。

当地时间5月23日,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达沃斯论坛)的“央行数字货币”分论坛上,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表示,我们可以将数字货币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并呼吁建立连接各国CBDC的公共平台。

作为一种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CBDC有何特殊性?在发行过程中,央行与私营部门应该建立怎样的关系?全球化之下,CBDC的跨境使用又如何在安全范围内实现?围绕这些问题,与会大咖们一一作了分享。

CBDC是更具稳定性的数字货币

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CBDC与其他数字货币需要区别来看。

在格奥尔基耶娃看来,目前的一些加密货币更类似于数字时代的金字塔计划,因为它们并没有实物资产的支撑,而政府支持的CBDC具备更高的稳定性。

法国央行行长弗朗索瓦·维勒罗伊·德加尔豪同样认为,加密货币并不是一种可靠的货币和支付手段。他称:“要成为一种货币,必须要有人对价值负责,但现在没有人对加密货币的价值负责,如今有人已经失去了对加密货币的信任。”

联系加密货币近期的市场表现来看,其风险特质的确十分明了。进入5月以来,比特币暴跌不止,无数投资者为之伤神。Coinmarketcap数据显示,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里,加密货币市场市值已蒸发了超5000亿美元,其中比特币下跌约24%。5月25日中午,比特币价格徘徊在30000美元左右。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院、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室主任刘斌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区别于其他数字货币,CBDC是央行及政府当局发行的,并由其信用背书,相当于央行负债,这是CBDC的天然优势。从表现来看,目前CBDC和纸币是1:1兑换,价值比较稳定,不会出现类似以上这种情况的价格剧烈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国央行的CBDC设计中,私营部门的角色依然重要。比如日本央行就在报告中明确,即使央行发行零售型的CBDC,仍宜维持中央银行和私营部门的两级支付和结算制度,等同于日本的CBDC将通过中介机构间接发行。

论坛上,德加尔豪也一再提及,CBDC领域的公私合作十分重要。他认为:“信任来自于央行,而技术创新更多来自于私营部门,这是一种合作关系,几十年来,在确保资金和组织支付系统方面,一直存在这种合作关系。”

根据刘斌的观察,从全球来看,目前各个国家设计的CBDC运营模式基本都是“双层”运营模式。

“央行不太可能会直接面向公众去发行数字货币,若由央行承担,它的管理责任、反洗钱等各方面压力会非常重,所以都是倾向于和私人部门进行合作。在国外,私营部门指代的可能包括商业银行、电信运营商、技术供应商等合作伙伴;国内而言,主要以商业银行为主。无论何种组合,双层运营模式其实都是为了不破坏原来的货币分发体系。”刘斌表示。

中国积极参与CBDC跨境试点

论坛上,格奥尔基耶娃着重强调,CBDC的重点在于互操作性,即不同的CBDC如何相互联系的问题。她认为,我们可以将数字货币视为一个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并呼吁建立起连接各国央行数字货币的公共平台。

目前来看,这依然是一大难题。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曾言,如果发展CBDC,很多国家都会有各自的CBDC,都是以本国货币为基础,在使用过程中会有不同的规矩,这种情况下,数字货币跨境使用的互操作性是很复杂的。

挑战之下,相关探索也已经展开。比如,在2019 年,为测试 CBDC 在跨境支付中的应用,泰国央行与香港金融管理局联合启动了⼀个名为 Inthanon-LionRock 的项⽬,经过三年的发展,该项目已更名为 mBridge(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参与方也从原来的两方扩容至四方,CBDC跨境支付的研究队伍新增了中国央行及阿联酋央行两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普华永道(PwC)今年发布的《全球央行数字货币与稳定币指数报告(2022)》中,这一项目在批发型 CBDC指数中排名全球首位。

从自身经验出发,泰国央行行长塞塔普就CBDC特别是批发型CBDC的跨境使用指出了三大要点:一,技术层面上,区块链的特质是透明开放,但当涉及到交易匿名性的时候,其计算问题会受到影响;二,可编程性。这要求我们提前设置好所有条件,设计出“聪明的合约”以使其可以自动执行(应对各种情况),但这非常难,比如谁也无法预料到对俄制裁的发生;第三,风险管理设计。“我认为人们在谈论CBDC的很多风险的时候,不能一概而论,这其实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它,比如说设计一个两层体系来避免隐私暴露的问题”。

在刘斌看来,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首先,技术上要求具备跨境的或者全球性的基础设施,其次,法律法规标准如何界定或统一,比如反洗钱等内容都需要协商一致;另外,个人账户跨境过程中的身份问题、信用问题如何厘清,这里可能需要具体的对接。”

他向记者指出,中国人民银行其实正在积极参与构建数字货币跨境的试点平台,除了上文提及的 mCBDC Bridge之外,二十国集团(G20)的“数字货币”方案中国也是积极响应。

“从国际竞争来看,目前多个国家都在操作标准以及监管框架方面努力,希望能够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未来可能还是会涉及到数字货币竞争或者说货币竞争主导权的问题。”刘斌称。

零售型CBDC如何从0至1?

上述国际清算银行调查还透露了CBDC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即当前各国央行对零售型CBDC投入了更多的关注。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30%的央行致力于零售型CBDC的开发,近70%的央行同时对零售型和批发型CBDC进行研究,没有一家央行只关注批发型CBDC。

塞塔普在论坛上提及,近年来,泰国先后进行了批发型CBDC、跨境支付的探索,接下来泰国央行将会向零售型CBDC发起“进攻”,“我们正在考虑在今年第四季度进行一次有限的试点,当然都是测试和实验(程序)”。

区别来看,批发型CBDC基于通证(token-based),主要面向商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用于大额交易结算;而零售型CBDC面向所有个体和公司发行,主要用于小额零售交易。

刘斌表示,批发型CBDC在机构间的应用有国家在尝试,零售型CBDC则是目前各个国家在大力推动的一个探索。

瑞信集团董事长Axel Lehmann在论坛上表示:“在CBDC领域,批发型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交易,是一种‘效率游戏’,比较容易理解,而零售型CBDC则体现出了商业模式的一个根本变化,它意味的是我们作为一个零售型消费者,将会在央行拥有账户。”

Axel Lehmann认为:“央行会给我们带来安全感,但挑战在于,中央银行是一个公共部门,与商业体制下的银行不同,这种情况下,零售型CBDC的利率等问题应该是怎样的?这些基本问题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刘斌同样指出,从全球来看,CBDC都是一个新鲜事物,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对于同样处于起始阶段的零售型CBDC而言,待解难题依然很多。

“使用层面,零售型涉及到用户推广的问题,包括用户消费习惯、使用粘性、运营服务体验等;法律层面,财政税收、进出口,甚至包括智能合约等不同场景下的法律法规问题,都需要在未来一一确定。”刘斌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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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肖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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