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日报
数据显示，截至3月末，17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余额约为6.8万亿元，有效引导了金融机构合理投放贷款，促进金融资源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倾斜。在“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的要求下，专家认为，接下来应继续发挥结构性货币政策的精准导向作用，增强经济增长潜能，支持经济社会发展在新的起点上开好局、起好步。
牵引带动作用明显
经营主体是经济发展的底气和韧性所在。从近期公布的一系列数据看，当前，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明显增强。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司长阮健弘介绍，一季度企（事）业单位新增贷款占全部贷款增量的84.8%，其中新增中长期贷款同比多增2.73万亿元。这表明经营主体预期有所好转，信心有所恢复。
信贷结构优化离不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牵引带动。梳理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历史可以发现，现存的17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中，有13项为2020年后所设，足见近3年来我国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视。
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董希淼表示，为支持经营主体走出困境、推动宏观经济逐步恢复，央行近年来创设了多个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与此同时，注重发挥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各自优势，使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
“我国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兼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光大证券首席固定收益分析师张旭表示，一方面，受疫情及经济下行压力影响，企业尤其是中小微企业经营困难增多，信贷需求转弱，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可向金融机构供给基础货币。另一方面，一些行业面临的困难比较突出，结构性工具可以对其形成针对性支持。
仲量联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及研究部总监庞溟认为，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有利于结合宏观政策和产业政策导向，结合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各项金融举措，在发挥稳经济关键作用的重点地区和重点行业加大资金投放力度和项目储备强度，以突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辐射、带动和支撑作用，有助于培育宏观经济的压舱石、推进器和增长极，为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随形势“有进有退”
考虑到多数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阶段性工具，会随着经济金融形势变化而变化，因此设立时都有明确的实施期限。当前，经济发展呈现回升向好态势，经济运行实现良好开局。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是否应该退出？
“从理论上说，应对短期冲击主要采取结构性、短期性的政策工具。在完成预期政策目标之后，阶段性政策工具可以有序退出。”董希淼表示，不过，对阶段性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而言，退出应统筹考虑、审慎安排，总体而言不宜过快退出。
董希淼认为，今年宏观经济虽然有所恢复，但恢复态势较为疲弱且存在结构性矛盾，中小微企业仍然较为困难。如果货币政策贸然转向，支持中小微企业的措施快速退出，可能影响企业的信心和预期，对经济恢复带来伤害，不利于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认为，国际清算银行早在10多年前就指出，结构性货币政策应被视为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特殊工具，并强调了制定结构性货币政策退出策略的必要性。从长期来看，实施结构性货币政策可能造成市场扭曲。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要持有谨慎态度，警惕过度使用。
在决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到期退出或延续实施时有哪些考虑？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邹澜近日表示，一方面是经济运行中突出的结构矛盾，另一方面是商业银行快速提升这些特定领域金融服务的意愿和能力。在实施期结束时，如果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或者商业银行服务意愿和能力已经有效提升，结构性工具完成了政策目标，就会按期及时退出。
“后续可持续的商业银行贷款才是金融支持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关键所在，通常还有其他宏观信贷指导政策会继续巩固成效。”邹澜说，此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退出是平稳有序的，且机制设计本身就是缓退坡的。
后续还有发力空间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邹澜表示，下一步，人民银行将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精准有力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再贷款、再贴现等长期性工具的稳定性，同时实施好多项仍在实施期的阶段性工具，为普惠金融、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提供持续支持。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当前实施好结构性货币政策仍是货币政策实现精准有力的重要内容。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支持普惠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民企发债、房企纾困等领域还有较大发展空间，也应是未来发展的着力点。
董希淼认为，未来一段时间，在总量上，货币政策应突出“有力”，继续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在支持经济增长与防范风险之间寻求平衡，利率水平稳中有降；在结构上，将突出“精准”，继续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中的长期性工具，加大对科技创新、小微企业、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的支持。同时，要加强宏观经济政策统筹协调，实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协同发力、综合施策，推动经济社会加快恢复发展。
“从具体项目上说，下一步应优先选择与结构性工具契合度较高的项目，开发周期长、资金规模大、利率敏感度高、面临融资瓶颈或资金约束且具有带动就业、扩大有效投资、促进消费等外部性的项目，稳增长与促转型并重，以优化项目结构、提升项目层次带动转型升级，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引领和支撑作用。”庞溟建议。（本报记者 姚 进）